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德国，是我喜欢的国家。

我曾经写过“德国三部曲”，分析过这个国家的经济历史、模式与问题。10-11月，我在德国待了近20天，去了4-5个城市，与当地华人、德国人交流，有了一次相对充分的亲身体验。

这次体验，我也只能说是走马观花、边观察边猜测，谈不上深入考察、系统调研。

历经两次战争数次修缮的古老教堂、百年前修建的地铁、二战后修建的房屋和祖传的家具，仅凭这些皮毛之见，还是能够看得出这个国家曾经出色的工业基础和质量过硬的“德国制造”；柏林大街上的绊脚石、各种纪念建筑、德国人对自然与读书的深切热爱，以及对弱者的保护与国民福利水平，都彰显着这个国家文明的底色和老牌社会主义的纯正品质。

但是，不得不说，德铁极其夸张的晚点、出门带钥匙的滞后信息化、昂贵的物价和大公司裁员，以及充满焦虑的情绪，都让我感受到，这个连续两年经济下滑的国家，正在遭遇的挑战，不仅仅是俄乌战争引发的地缘政治与能源危机的冲击那么简单，它更可能是一场不可逆的衰落。

2024年12月，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德国：一场危机正在逼近》，认为：“德国停滞”，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可能成为全球市场讨论欧元区经济问题的一个核心词汇。如今，结合我这次的亲身体会，我将“德国停滞”不情愿地更新为“德国衰落”。

本文所探讨的“一个国家将如何衰落”的问题，是新制度经济学中核心命题，即国家兴衰的成因。以德国——这样一个拥有良治的成熟的发达国家为蓝本，提醒人们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当下是否存在、将来是否可能遭遇类似的甚至更严重的问题。

本文逻辑

一、人口危机是首要问题

二、制度变迁是核心难题

01

人口危机是首要问题

在德国期间的交流中，几乎围绕着一个核心：德国问题。

德国正在面临哪些问题？结合自己的研究与观察，我概括为以下几点：

俄乌战争、石油危机对德国汽车、化工与机械制造（三大产业占GDP的30%）严重冲击；过去几年通胀严重，部分物价翻倍，工资增速缓慢，家庭购买力被削弱，居民消费力不足；过度依赖大企业，市场竞争程度低；制造业老化与信息化滞后，产业链缺失，面临中国追赶、美国压制的双重挑战；金融管制过度，金融市场落后，难以支持创新企业融资，技术创新与创业市场萎靡；官僚主义严重，制度改进缓慢，政府管制过度，市场活力丧失，资本与人才外流；意识形态问题，国民观念保守，家长式服从文化，缺乏冒险与进取精神；国际地缘政治糟糕，在俄乌战争中陷入战略被动，在美国与中国的冲突中陷入“三明治困境”；人口老龄化严重与劳动力短缺。

在以上所有问题中，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最后一个，即人口危机。

我把为什么这个最初级的问题——人口，定义为德国当下首要的最重要的问题？

其实，在一定的市场条件下（注意前提），一个国家经济兴起或衰落的首要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而不是制度和其它。

这是我在德国最深刻的体会，具体包括两个层面：

其一，今天德国遇到的问题，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人口老龄化严重。

其二，如果德国拥有很多年轻人，以上诸多问题都可以解决或缓解，但是人口老化与劳动力短缺反过来恶化了这些问题。

在柏林，我住在西柏林相对传统的片区，从中午到下午的咖啡店，几乎都是老人，在聊天或看书看报。那几天难得天晴，阳光洒下，秋叶满地，颇有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但对这个国家和年轻人来说，这种岁月静好的代价颇为昂贵。

看着这些老人们，我由衷地感慨：这代老人是德国工业最强盛时代的工人，他们正值盛年时为全世界制造了质量过硬的商品，如今岁月老去，后继不足，现在的德国人连日常用品都难以生产——这在全球化时代本不是问题，而是正常现象。

在德国，人工短缺随处可见。我在汉诺威大街上，看到五六个老人一起抬大件东西，但很费劲，后来两个路人加入，方才完成。德国朋友告诉我，这里很难请到搬运工人，邻居和路人帮忙搬运习以为常，他们已经习惯了“自己服务自己”。一些德国人会把这种习惯理解为自理自立的优秀传统。

很多人知道日本的人口问题，但可能不知道，德国的少子化、老龄化问题比日本更早发生、时间长。早在70年代，德国总和生育率，即女性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就迅速下滑到1.4的极低水平（人口世代稳定更替的水平是不低于2.1），此后50年这一指标长期维持低迷，2024年进一步降至1.35。

与此同时，德国老龄化也在加速，70年代就进入深度老龄化，90年代就进入超级老龄化，2024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至23.2%，在全球排名第三。OECD预测，未来几年德国老龄化还将加速，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在2035年超过27%。

德国的劳动人口在80年代达到鼎盛水平，15-64岁人口占比接近70%，而后持续下滑，下滑速度仅次于日本，到2024年降至62.89%，而全球平均水平是65.07%，中国为68.6%美国为64.75%，日本为58.78%。

人口不足，尤其是劳动力不足，对一个国家的供给与需求都构成约束，从而抑制其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一个观点，市场规模决定分工水平。市场规模越大，分工越精细，进而技术水平越高。这被称为斯密定律。

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一个人需要一台汽车，那么没有人会为他建造一个汽车厂、一个轮胎厂和相应汽车零配件厂，只能为他进口汽车，或者手工打造一台汽车，后者的价格极为昂贵，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形成汽车产业链。

如果这个国家需要1000万台汽车，在市场价格的激励下，很自然就会涌现一些汽车厂商和一系列汽车零配件厂，而且整条汽车产业链的分工与技术精细，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汽车单价可以降至极低水平。

斯密定律，是中国制造业和互联网兴起的重要原因。中国是一个超大经济体，拥有14亿人口，即便人均收入和购买力不高，但衣食住行的规模极大，加上大规模的出口市场，足以支撑中国建立全覆盖的产业链，而且分工精细、协同效率高、价格极低（中国成本廉价的其它原因暂不论述）。斯密定律——大市场决定的产业链优势，帮助中国企业持续不断地吃下全球市场份额。

在德国，我跟他们交流新能源汽车时说，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到50%，国内一年卖出1500万台新能源汽车，另外还卖出1500万台燃油车，这么大的市场规模可以同时支撑新能源汽车和燃油车两条廉价的产业链。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德国会怎样？德国一直在努力地推动能源转型，仅考虑国内市场的话，德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假如达到50%（欧洲23%、美国11%）会发生什么？

可以推测，德国燃油车产业链定然会崩溃，同时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依然昂贵，依然无法与中国竞争。本土的燃油车的零配件厂商因为规模不足而关闭，或者裁员，不再更新技术，部分加油站因收益下降而关闭；新能源汽车厂商、零配件厂商以及充电基础设施，又因缺乏足够的规模经济，而难以形成、或难以为继。德国没有那么大的市场规模，同时支撑两条产业链。这就是中国超大经济体的特殊性。

互联网亦如此，语言人口规模决定互联网企业的竞争力。语言人口规模小的国家，没有出现大型的互联网企业，只有美国（英语）、中国（汉语）拥有互联网巨头。欧洲语言众多，语言市场分散，在互联网产业链上无法形成规模效应与精细分工。

一个人口规模不大的国家，如新加坡，想要在经济与技术上获得足够的竞争力，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国家全面开放，深度融入全球市场，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一环或几环，从而分享全球最领先的技术。

当一个国家加速进入老龄化、少子化时，尤其是劳动力人口下降时，人口对供给与需求的约束将不断地强化。

从需求端来看，市场规模不断缩小，产业链不断地退化，技术分工粗旷化，敏捷度不断地钝化，边际成本不断地上升。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将不再投入更多的资本与技术人员开发新产品，技术也就停滞。每个产业/企业都有其规模经济的边界，如新能源汽车厂商年销量50-60万台，一旦跌破这个边界，企业面临亏损，这个产业链最终崩溃，仅保留比较优势部分，甚至全部消失。

从供给端来看，由于劳动力短缺，工程师减少，产业链成本上升，大企业迁移到新兴国家，中小企业关停工厂。德国上市公司的海外市场依赖度（营收占比）达到70%，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日本与美国在40-50%。而且，德国跨国公司利润回流的比例极低，绝大部分利润留在海外再投资。

在布鲁塞尔一个会议上，现场有人提出，能否用欧洲的市场换中国的新能源技术。这也是现在欧盟一些领导人的想法。我提醒他们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最强的不是技术而是产业链的组织能力，欧洲缺的不是技术而是产业链；第二，如果把新能源产业链的所有技术都给德国，德国也没有那么多工人、工程师把这个产业链组织起来。

所以，一个人口凋零的国家，与人口小国类似，其出路只能深入融入全球化，而不是试图重建产业链。

如果斯密定律是可靠的，那么，每个国家的人口峰值，就是其产业分工精细化与技术的巅峰，也是其经济竞争力最鼎盛时期。把这个理论放到全球，全球人口的峰值，可能是人类技术与经济的巅峰。

以上这种判断，是不是忽略了技术创新的作用？是不是过度注重人口数量，而忽视人口质量（人力资本）？未来是不是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使用无人工厂和机器人，实现集约型发展？

但是，斯密定律本身包含了技术维度，市场规模决定分工水平，进而决定技术水平。换言之，先进的技术，是需要足够多的人口/市场，分别在供给端和需求端来支撑的。精英主义者认为，大多数人是无用的，社会进步是靠少部分精英来推动的。但这观点是错误的，没有多数人，少部分精英既不会创造、也无力创造新技术。

举个例子，将一个顶尖的物理学家放到大荒岛上，即便他再聪明、技术再好，也没法组织生产与市场交易，最理想的状态也只能过上原始人的生活；将现在的50万人放到大荒岛上去，即便他们智力平庸，他们也能过上普通的工业化水平的生活。

当一个国家经济正在快速兴起的时候，经济学家可以找到很多原因，开放市场、制度改革、发展制造业与出口经济等等，但是最容易忽略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人口。过去4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最重要原因是，在一定的开放市场条件下（改革开放），人多，听话，拼命干。

在一定的开放市场的条件下（注意前提），一个国家能够进入中等收入水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年轻人多、肯定干活”。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想要进入发达国家，则需要很多条件，如国家良制、人口增长、保持人力资本提升和技术创新等等。而一个国家的衰落，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普通国家，只需要人口凋零就够了。只要人口凋零，其它条件都不起作用，反而可能恶化。

如果一个国家比作一个人，国家也像人一样会衰老，超级老龄化国家是暮年，年轻国家是盛年。所谓“拳怕少壮”，今天的中国对德国的优势，就是年轻。

但是，人都将老去，国家亦如此。在德国，我想到的是20年后的中国。中国生育率滑坡从2020年开始，也就是20年后，等80后老去，21世纪的20后进入社会，这代年轻人非常少，届时这个国家庞大的产业链，也将退化、钝化。

总之，在人口危机面前，其它问题都将居于次席；人口危机又将恶化其它问题。

02

制度变迁是核心难题

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是最重要的。

今年和去年的诺贝尓经济学奖都颁给了制度相关的研究者，这也让很多人关注到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中国精英群体深刻认识到，制度改革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前途乃至这个国家的命运。

德国面临的问题，有没有可能通过制度变革来解决？

例如德国能源昂贵问题，可以修复法令，重启核电站，向中东国家大规模进口石油；修改移民法，大规模引入人才和劳动力；放松市场管制，降低准入门槛，增加市场活力；降低金融监管，发展资本市场，支持创新企业融资；改革官僚体制，提高政府效率，等等。

其实，这些问题在德国政府、议会上吵了十年多，但是制度改善极为有限。

为什么？

很多认为制度很重要的人，却不知道制度是怎么来的？包括哈耶克也是如此，哈耶克反复强调民主、法律的重要性，但是如何获得，他只能说是自发的涌现的。

我们不能假设上帝为这个国家设计了宪法，制度最终是人设计出来的，有可能来自少部分掌权者，也有可能来自民众投票。即便设计了宪法，也可能被废除、被修订，或被束之高阁。希特勒集大权于一身的关键步骤是1933年国会通过的《授权法》，该法赋予了政府更改宪法的权力，内阁制定法律的权力，总理起草法律的权力。

制度变革何其困难，而我真正想说的是，制度变革与人口有很大关系。

在德国，我看到两个奇怪现象：一是工人短缺，工人却挺闲，下班时间早，周日依法停业停工，而且工资不高；二是工人短缺，但大企业开始宣布裁员。

先看第一个现象。通常工人短缺的情况下，劳动者愿意增加供给，多做几份工，或者工人退休后继续干活，但是这种情况在德国没有发生。

德国普通家庭的特点是，工资不高、资产不多、少有储蓄、少有负债、社会福利较高、日常消费少。普通工人拿到手的月工资在2000-3000欧元，一瓶可乐2.8欧元，一趟地铁3.8欧元，一个快餐10多欧元。这相当于，在中国，一个月拿3000元人民币工资的人，吃10多块钱的快餐。月收入3000欧元以下的德国人，可支配收入很少，基本没有储蓄，消费开支也很少。但是，福利保障水平较高，上学不花钱，退休后养老金多。

近几年，美国物价涨，工资也涨，但在德国，尽管工人短缺，工资却增长缓慢，工资水平不高。难道工资价格失灵了吗？

德国的朋友告诉我，这跟德国的税收制度有关系。德国的累进税很重，多干活、多干一份工，大部分被征税，所剩不多。这种税收制度，不鼓励劳动、不奖励创造，反而是惩罚积极创造者。所以，即便很多地方缺工，也没人想去补上，没人愿意去赚这个钱。这就造成了缺工与工资收入不高的奇怪现象。在汉诺威，我还听他们说，德国的法律抑制退休老人从事工作，直到上周这个法律才被修改。

能否修改税收制度？当年，美国经济学家拉弗跟里根总统说，现在的税收制度抑制创造，需要大规模减税。里根总统深有同感，说之前做演员时，一年拍了一两部电影后就不想工作了，后面的片酬要缴纳高额的税收。但是，德国缺乏美国这种制度弹性，改变极为困难。

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创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政府征收重税是为了支撑较高的福利水平。如果把税收降低，鼓励多创造多获得，那么可能会削弱福利水平。尽管拉弗曲线认为，降低税率可以扩大税基，进而扩大税收收入。但是，人们不容易找到最佳税率，也不知道当前是最佳税率左边还是右边。即便减税不影响福利水平，但是这种奖励政策将扩大贫富差距，这是德国人的意识形态中是不太容许的。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当年社会主义思潮在德国盛行？德国统一的时间比较晚，当英美资本主义出现反现代性潮流时，德国才开始发展工业。也就是，德国资本主义是伴随着反资本主义潮流而发展的，资本家不如英美强大，工会力量比较强大。这个国家的城市规划、土地制度、福利政策和工会组织，都体现了社会主义纯正特征——集体与平等。

再看第二个怪现象，工人短缺，但是最近大企业宣布裁员。去年大众汽车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大跌63.8%，营业利润同比大跌42%。今年11月，保时捷宣布，今年前三季度营业利润暴跌至仅4000万欧元，同比降幅达99%。这让市场大为震惊。

这一方面说明德国大型企业正在面临业绩挑战，另一方面也是德国大型企业的惯用手法以给工会施压。

去年大众汽车在公布糟糕业绩的同时宣布史无前例的重组，计划关闭至少三家德国境内工厂、裁撤数以万计员工并收缩其在德国所有剩余工厂规模，同时要求14万名工人集体降薪10%。今年三季度保时捷的销售收入为268.6亿欧元，同比下降6%，而利润大跌99%，这显然不符合常识。当然，这并不是说保时捷财报造假，更可能是他们通过财务操作来降低利润，为降薪裁员造势。

关于第二个怪现象，我真正想说的是，一个国家的劳动力短缺，未必推动工资上涨，甚至可能出现降薪、失业现象。原因是，一个国家的劳动力短缺，可能导致资本外流，投资减少，产业链缺失，进而导致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最终不得不降薪、裁员。所以，工资的真正增长（扣除通胀因素），并非来自劳动力短缺，而是劳动产出与竞争力的增加。

又回到劳动力短缺这个问题，能否通过延迟退休、移民制度？

延迟退休法案难产，这是一种常见现象。但是，德国延迟退休推进非常困难。原因是，工人在德国工作最大的优势就是退休保障和社会福利。换言之，相对其它发达国家，德国人拿着不算高的工资、承担较高的税收负担，目的是为了退休后一份不错的保障。

默克尔时代，德国曾经吸纳了超过100万叙利亚难民，其一目的就是补充劳动力。但是，德国的劳动准入门槛较高，这些难民的德语需要学到一定的水平才能工作，一些工作需要相应的证书。这对叙利亚难民来说难度太大。而且，德国对难民提供救助金，这份人道主义救助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积极性。

对此，一些德国人颇为不满，但似乎无能为力。如今，德国总理默茨认为，叙利亚内战已经结束，将逐步遣返叙利亚难民。但是，居住在德国130万叙利亚人，其中近1/4出生在德国，部分人已获得德国公民身份。按照德国政府极为低下的效率，这个问题只会久拖成疾。

德国的制度改革为何如此困难？

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理由，如德国人观念保守、历史包袱等等。但是，我真正想讨论的是，良治有没有规律可循。

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良治框架，他认为，一个良治国家需要同时具备这三种制度：国家组织、法制、责任制政府。在福山看来，英国同时具备这三者，成为第一个崛起的现代国家。而大部分国家都存在制度缺失，其中说到中国，他认为，中国古代的秦朝就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国家组织，中国的国家能力是最强的，但是后面两个制度非常薄弱。

福山这个分析框架是有意思的，今天很多人讨论，为什么威权政府的国家经济增长快，民主政府的国家经济增长慢？过去东亚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其实跟什么政府没太多关系，最大的因素是上面说的人口，其次就是国家组织。东亚国家的国家意识和组织能力都很强，不论什么性质的政府，只要保持一定的开放市场条件，其经济在人口的作用下就够快速增长。当然，经历完这轮高增长，国家能力发挥完后，法治、责任制政府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中国很多知识精英看来，一个国家一旦越过格林尼治时间，进入宪法、民主时代，就万事大吉了，就达到了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

但是，人是活的，制度是动态的。

在这一点上，道格拉斯·诺斯与奥尔森更智慧、更有洞见。我们可以将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与奥尔森的利益集体理论结合起来，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人类集团行动的困境——制度变革的难题。

一个国家，其经济想要持续发展，排除人口因素，其制度需要伴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地变迁与创新。如果制度变迁缓慢、滞后，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所形成的新的技术、商业与政治既得利益群体，势必想办法修筑高墙固守利益，游说政府改变制度巩固势力。这个问题在每个国家、每个阶段其实都存在。

从全球来看，当今世界为什么如此疯狂？原因是上一轮的全球化时代，全球贸易、金融和劳动力制度变革缓慢，国际商品、劳动力和资本市场扭曲，而硅谷技术力量、华尔街金融巨头、美国建制派、高校与媒体左派、其它国家的一些政治势力与商业势力，形成一个顽固的既得势力。而特朗普领导这股右翼势力，试图用粗暴的手段打破这个国际化的既得利益网络。

上一轮全球化的既得利益群体身上的标签容易迷惑人，如技术精英、知识分子等等。科学家、政治家、技术精英、环保主义者、公共知识分子，这些身份具有褒义，其相应的口号容易被定义为“正确”。但是，他们也可能成为阻碍进步的伪装的既得利益者。同理，左和右在理论上都有其缺陷，左的平等理念其实危及个人自由，右的国家主义同样伤及个人自由。左或右，不在于哪个“正确”，而在于谁是绊脚石。

本文在讨论德国的案例，就是为了说明，即便在宪法时代与民主国家，其制度变迁也受制于种种利益集团。

例如，德国房屋租金限价制度反而导致租金价格上涨，但是一直无法取消。二战后，德国百废待兴，政府需要大规模新建房屋，鼓励教会和一些机构建房。当时，为了让国民有房可住，政府鼓励租房，推出了租金限价制度，严格保护租客利益。现在德国城市很多房子，都是那个时候修建的。今天德国的居民房屋自有率依然很低，很多人长期租房。一些人的租金长期不涨，甚至十年不涨。但是，最近五年，德国城市房价和租金迅速上升。

这是为什么？由于通胀上升，一些俄罗斯等热钱进入，外来投资者购买房屋选择囤房不出租。因为房屋一旦出租，不仅租金价格锁死了，租客还就长期占有了这个房子，房东想要转手就要大幅度降价。这种制度导致了租房市场的供给短缺，进而抬高了租金价格。

只要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限制价格会导致资源错配、供给短缺、价格上涨。二战后，欧美国家存在很多管制，房屋限价在美国也存在，但是在里根时代，联邦政府大量废除了各种限价。但是，为什么德国废除租金限价这么困难？

原因是，租金限价制度，对中老年租房人有利，对年轻人不利。年轻人刚出社会工作租房价格高，但是中老年群体长期租房，房租控制在过去很低的水平。在这个问题上，中老年人租房人成为了阻碍进步的既得利益群体。

所以，制度变迁的难题是如何战胜顽固的既得利益群体。

再如，德国铁路晚点率达到70%，这还不包括取消的火车。德国高铁只能跑200多公里每小时，为什么？德国拥有各种铁路，系统非常复杂，调度难度很大。而且，高铁跟普通火车在同一条轨道上跑，一旦前方火车出故障，高铁也得停下来等待。

这个问题在德国几乎是无解的。因为它涉及到的既得利益群体过于庞大，包括德铁、土地所有者。德铁是一家亏损严重的国企，想要改革这家企业非常困难。如果要建设新铁路，德国财政还有余力，但所涉及到复杂的征地或土地产权问题，这挑战就更大了。

如今，德国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不是个体富豪、官僚，而是以大众、德铁为核心的大型企业与官僚系统形成的顽固势力，高管、工人、公务员寄生在这个体系中。他们更像是国家资本主义势力。

福山没有把上述责任制政府直接定义为民主政府，原因并非对民主不信任，而是认为，民主是一种政治工具，不同的势力都可以借助这个工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包括既得利益群体。

在柏林，很多年轻人集中在这个城市，左的、右的都有。他们是有活力的，在地铁上，他们高声歌唱；在东柏林的墙上，他们各种涂鸦。但是，德国现在是老人政治，社民党和基民盟两股中坚力量，控制了政治，试图维护稳定，左的右的年轻人无力撼动。

当一个国家，中老年人成为了大多数，年轻人成为了少数人，进取的意志、革新的精神、抗争的力量自然衰退。

所以，制度变迁需要力量，也需要时机。它有时间窗口，时间窗口是狭义上是既得利益在完全站稳脚跟前，广义上是人口尚未衰老之前。

我曾经在新年演讲中说过：“转轨国家，一定要抓住中产、企业家、技术官僚崛起的时期，还有年轻人还特别旺盛的机会转型。一旦错过了，就是一百年。”如今，我再补充一句：“任何时候、任何国家，年轻就是力量”。

本文无意贬低德国、抬高中国，或者反之；也无意说明中国强于德国，或者反之。想要表达的是，文中所讲的人口危机、制度变迁，是任何国家、个人都值得高度关注的两大重要问题。

其实，我很能接受一个国家如人一样优雅地老去，就像波茨坦的秋叶一样凋零，归于尘土，静谧、美丽、自然。但是，这个国家还有年轻人，他们面临挑战，也需要希望。这就是人类集体行动的困境，此难题只能交给国家市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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