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砺石商业评论 王剑
2026年7月7日,三星电子发布了二季度业绩预告,营业利润约89.4万亿韩元,折合584亿美元,同比增长1810%。
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英伟达上一季度535.36亿美元的营业利润。
而据韩国媒体报道,三星半导体高管在内部会议上称,按当前盈利预期,2026年全年利润有望超过此前四十年的累计总和。
这轮盈利暴涨源于AI服务器囤货及DRAM、NAND涨价,作为半导体巨头的三星盈利大涨并不意外。
真正令人好奇的是,从家电、手机、面板到存储芯片,产业每换一次桌,三星为何总能留在利润最厚的一侧?
答案或许不在财报里,而在四十年前的那场豪赌中。
李秉喆押下第一笔重注
三星将半导体确立为集团核心产业,最早要追溯到1983年。
那年2月,三星创始人李秉喆在东京宣布,三星将大规模进军半导体。后来,这次决定被业内称为东京宣言。
这一步,在当时看来,更像是一场胜算渺茫的冒险。
彼时,三星半导体技术积累浅薄,尚不具备任何竞争优势。
不仅研发用的图纸是从美国美光购入的,技术顾问聘请也只是日本东芝一批已退休的工程师。整支队伍像是一群老兵带着一群新人,在一张并不完整的拼图前摸索前行。
这一时期的三星经过多年发展,已是韩国体量最庞大的综合财团。电视机、冰箱等电子产品驰名全国及海外,同时还涉足到食品、纺织、保险等各种生意。
可这些优势,对三星的半导体业务并没有实质帮助。
一方面,研发半导体的晶圆厂投入巨大,制程迭代极快,往往产能刚建好,技术便已落后。
另一方面,日本NEC、东芝、日立已掌控全球存储芯片市场,在技术、产能与客户渠道上构筑了难以逾越的壁垒。
对三星而言,进军半导体并非在开放赛道争夺份额,而是要在既有的高墙之下强行凿路。别无选择,唯有从零补课。
可问题是,美光的64K DRAM设计授权与日本工程师的外援,解决了能否做出来的问题,却无法弥补工艺经验的空白。
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做参考,三星的生产线仅能维持运转,远谈不上品质稳定。而温度、材料或设备参数的些微偏离,都会造成良率大幅滑坡。
更致命的是节奏的彻底脱节,这边刚勉强追上64K DRAM,市场需求已转向256K;而生产线好不容易调通,全球存储芯片价格却应声大跌。
在现金牛业务仍处高位时重注新赛道,也成为了三星脱离追随者行列的分水岭。
至此,三星既在终端市场与苹果正面交锋,又通过面板供应从每一部高端iPhone的销量中分取收益。
这次押注,与早年攻克DRAM的路径截然不同。
彼时三星尚属追随者,于美日身后补课,靠逆周期投入死扛至胜。而OLED的选择,是在LCD仍处盈利峰值时,主动向下一代产品形态布局,在新领域确立先发优势。
消费电子产业从不缺技术构想,缺的是在现金牛业务尚能造血时,敢于截断旧路、重注新赛道的决断。
而三星在这方面的做法非常果断,一旦顶层定调,资金、工程师和终端部门便全线压上。
尽管这种高度集权的模式在韩国社会争议不断,内部治理不透明与权力过度集中亦曾令三星付出代价,但在OLED这类投入巨大、回报漫长的赛道,集权却剔除了冗长的内部博弈。
因此,当对手还在测算盈利时间表时,三星已率先行动。
不过,选对方向仅是取得入场资格。对三星来说,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将实验室技术转化为亿级规模、规格高度统一的工业量产能力。
从生产线上走出来的创新能力
三星的NAND闪存随即遭遇了同样的难题,且复杂程度远超OLED。
过去数十年,存储芯片行业依赖制程微缩提升容量,即在固定晶圆面积内堆叠更多存储单元,以此摊薄单位成本。
但当工艺逼近十几纳米节点,单元间距急剧收窄,串扰、漏电流与可靠性问题集中爆发。这意味着沿用传统路径,边际效益已严重倒挂,投入与产出彻底失衡。
三星的解法是将存储单元垂直堆叠,即日后业界熟知的V-NAND。此举打破了线宽对存储密度的物理锁死,在容量、功耗与可靠性三个维度同步打开了优化空间。
可问题是,要在几十层堆叠的材料中,蚀刻出深而笔直的通道孔,且保证每一层的尺寸和电气性能分毫不差,难度极高。
而在生产工艺上,堆叠层数越高,留给生产线的误差空间就越小。产线上的任何一次波动,都可能意味着整片晶圆的报废。
这道壁垒极高,却也由此构筑了三星在存储领域的核心防线。竞争对手即便看清了路线,也因难以跨越良率与设备的双重鸿沟,只能望而却步。
支撑这道防线的,是三星在三维堆叠路线上长达数年的技术沉淀。2013年,三星率先量产24层V-NAND,确立了工艺落地的先发优势。
以当下的产业标准衡量,24层仅是起步门槛,但在当时,这标志着三星成功穿越了三维堆叠的技术雷区,验证了这条路线的可行性。
自此开始,NAND行业的竞争焦点不再是单一地死磕平面线宽,逐渐转向了谁能把更多存储单元稳定地叠起来,并且把良率控制在能赚钱的范围内。
2026年2月,三星宣布HBM4量产,面向英伟达Vera Rubin平台供货。官方规格每引脚11.7Gbps,最高可按客户需求提至13Gbps。
但仅凭一轮出货,不足以认定三星已反超SK海力士。客户份额、良率爬坡与长期供货可靠性,仍需时间检验。
甚至,即便二季度三星实现89.4万亿韩元营业利润,也不能全部算在HBM头上。
当下,AI数据中心拉动高端存储需求,挤占了大量先进产能,进而推高普通DRAM和NAND价格。而三星手握全球最大存储产能,价格每上涨一截便直接兑现为利润,可这种增长本质上仍是一轮周期驱动的繁荣。
何况HBM4之后还有HBM4E、定制HBM与更复杂的先进封装,AI服务器也在重新划分内存、存储和计算之间的边界。
可以说,三星刚追回一段距离,下一道难题已摆在面前。
这也解释了为何业绩预告公布当天,三星股价不升反跌。投资者既担心AI资本开支能否持续,也担心存储厂商重新扩产后,当下的短缺会再次演变成过剩。
回头再看外界对三星一年顶四十年的赞誉,也并不意味着其四十年的技术积淀就足以抵消曾经的战略迟滞。
OLED与V-NAND的成功,验证了提前换路的回报;HBM的落后,则暴露了过往成功的反噬。正是这种深植于庞大组织的胜利惯性,让三星在AI算力爆发的前夜,也付出了高额代价。
三星当然有创新力,但这和某个人的英明决策无关,更不是赌徒式的敢赌那么简单。
真正维系三星能持续创新的,是其在既定战略下的持续工程化落地能力。
只要方向一旦确认,研发、制造与终端便同步跟进;即便判断滞后,集团仍可凭资本厚度与技术储备,在错失窗口后重新追赶,补齐差距。
未来三星能不能继续坐在利润最厚的那一侧,不取决于某次赚了多少钱,而取决于下一张牌桌摆出来时,它还能不能第一时间换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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