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中国L3级自动驾驶的“牌照发放季”比预想中来得更密集。

长安深蓝SL03、北汽极狐阿尔法S率先获得工信部准入许可；小鹏、理想也分别官宣已在广州、北京拿到测试牌照。一场看似比拼速度的“牌照竞赛”正在上演。

然而，仔细观察首批获批车辆的条件，却发现这场竞赛的规则意味深长：车辆被严格限定在重庆或北京的少数路段，有具体的时速上限，甚至不直接卖给个人，而是交给指定的运营公司来跑。

这不像是在颁发一张技术“毕业证书”，更像是在开启一场层层设限的现实实验。中国自动驾驶的L3之路，选择了一条与德、美都不同的独特路径——它意在通过最小的可控风险，测试技术、责任与商业模式的全部闭环。

一场历时三年的渐进式实验

与德国依赖车企责任、美国允许激进测试的路径不同，中国的选择是一条独特的中间路线。此次“限定城市+限定道路+限定速度+指定运营主体”的模式，是中国对L3级“有条件自动驾驶”监管逻辑的首次完整落地：系统在特定场景下接管，责任边界必须清晰可控。

这并非一蹴而就的决策，而是一场历时三年多的渐进式政策实验的结果。

其起点可追溯至2022年11月，工信部发布准入试点征求意见稿，首次在制度层面提出对L3/L4车辆实施准入管理，希望能够破解长期困扰行业的“责任真空”。

2023年成为测试牌照的“破冰年”。7月，比亚迪在深圳拿下全国首张高快速路L3测试牌照；同年12月迎来首波获牌潮，广汽埃安、宝马、智己、奔驰、长安系、华为系等多元主体在多地获得资质，形成了“南（深圳、重庆）北（北京）同步突破”的试点格局。

进入2024年至2025年11月的测试范围扩张期，试点进一步深化。极越汽车以“纯视觉方案”获牌，打破了“激光雷达=L3标配”的行业认知；2024年6月，工信部公布首批9家车企准入试点名单，从“单一测试”转向“准入+上路”双线推进。

直到2025年9月，八部门方案首次写入“有条件批准L3级车型生产准入”，最终为12月的产品准入许可铺平了道路。

回过头看，传统观点常把自动驾驶牌照视为技术成熟的“毕业证书”。但仔细审视此次获批条件，便能发现不同寻常之处。

工信部对两款准入车型的限制极为具体：长安深蓝SL03只能在重庆内环快速路等指定路段，以最高50公里/小时的速度，在交通拥堵场景下运行；北汽极狐阿尔法S则被限定于北京部分高速公路，时速不超过80公里/小时。更关键的是，车辆并非直接交付给个人用户，而是由指定的“使用主体”进行车队化运营。

这恰恰能够看出中国推进L3的深层逻辑：政策的核心诉求并非激进的技术推广，而是要在最大限度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建立一个真实世界的“压力测试场”。

对此，首批持证者的感受最为直接。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将率先获批定义为“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岚图汽车CEO卢放的表述更为技术化，他指出L3的本质是“责任主体转移”，“L2时驾驶员是‘主角’，L3时系统主导驾驶，驾驶员是‘安全监督员’”。这恰恰点明了此次许可的核心：责任的重新划分必须走在技术普及之前。

在责任框架被初步验证的基础上，测试将延伸到基础设施的协同测试，比如L3车辆与道路标识、通信网络、交通管理平台的协同是否顺畅？重庆的多隧道、多弯道快速路与北京开阔的高速路，对系统提出了哪些不同的挑战？

当安全与技术的齿轮初步啮合，终极的考验便指向了商业本质。这就是“车企+运营公司”联合体模式必须接受的现实拷问：在限定的区域和场景内，这套模式能否真正跑通一个可持续的盈利模型？更为关键的是，用户究竟愿意为眼下这种“有条件”、“有限制”的自动驾驶体验支付多少费用？付费意愿的强弱，将直接决定这项技术从示范试点走向普及应用的速度与广度。

因此，从2022年的制度破题，到2023年的牌照破冰，再到2025年的准入落地，这三年走过的每一步都环环相扣。它并非简单颁发一张“技术合格证”，而是意味着相关部门认可的不单是某家车企的技术，更是一套包含技术方案、运营体系、安全监管、数据回传在内的完整闭环商业模式，具备了初步试运行的资格。

产业链的“被动升级”

L3牌照的附带条件远不止这些。此前，行业的竞争一度陷入“军备竞赛”的怪圈：激光雷达从1颗卷到3颗，算力从几百TOPS卷到上千TOPS，仿佛硬件配置表就是技术实力的排行榜。然而，此次获批车型的方案却呈现出显著的“场景定义硬件”特征。

深蓝SL03针对的是低速拥堵场景，其最高50km/h的限速和复杂的城市高架路环境，要求系统在频繁启停、近距离加塞的工况下表现稳定，这可能更需要优秀的预测算法和舒适的控车策略，而非盲目追求最高车速或最远探测距离。极狐阿尔法S面向结构化高速公路，80km/h的匀速巡航场景对系统的感知距离、稳定性和突发状况处理能力提出了不同要求。

这向整个产业链传递了一个强烈信号：未来L3方案的竞争力，将不在于硬件参数的无限堆砌，而在于针对特定场景的“恰到好处”的工程化能力与成本控制能力。

这种转变在车企高层的战略表述中形成鲜明分野。一派强调“硬件冗余保障安全”。 比如此次获牌的极狐阿尔法 S（L3 版）搭载了包含 3 颗激光雷达在内的 34 颗高性能传感器，并采用华为ADS系统，官方宣称算力达400TOPS。另一派则走“精简硬件”路线，通过“无激光雷达”或“多摄像头+算法优化”的方案来瞄准主流市场，控制成本。

这种技术路线的“激进与务实”之争，也会直接传导至上游。对于芯片与算法公司来说，必须从提供通用算力平台，转向与车企深度绑定，开发更贴合特定场景、能耗比更优的专用计算方案。单纯的算力数字将失去意义。

同样对于传感器厂商来说，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摄像头不再是可选的豪华套餐，而是需要根据场景精度、成本目标和车规可靠性进行精准匹配的“组合拳”。

压力最终也抵达了传统的Tier1一级供应商。过去整合国外成熟方案的模式难以为继，能否快速转型，具备软硬件协同设计和本土化服务能力，将决定其生存空间。

卖车运营服务的漫长试探

所有技术的终极归宿是商业。

当前“车企+运营公司”的模式，是一种商业缓冲设计。它避免了直接将尚不完善、责任未清的功能抛给海量C端用户可能引发的巨大风险，而是通过B端运营，在可控范围内探索服务定价、用户接受度和运维成本。

这实质上是将Robotaxi（自动驾驶出租车）的商业模式，进行了降维和限定场景的改编后，提前进行商业化试水。 运营公司在指定路段提供基于L3车辆的出行服务，其数据价值巨大，不仅可以反哺算法，更能测算出“自动驾驶服务”的真实单位经济成本（每公里成本），为未来向C端收费提供定价依据。

然而，“服务化”转型的深水区远未触及。业界畅想的“软件订阅服务”（FSD式）在中国市场面临严峻挑战，这在车企高层的思考中已有体现。

一方面，是技术成本与用户价值的平衡。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认为，真正的L3需要“完整的硬件冗余体系”，这暗示了高昂的预埋成本。另一方面，是消费习惯的巨大鸿沟。“为什么我买了车，功能还要按月付钱？”是普遍心理。此外，责任界定模糊会严重削弱付费意愿——如果我为一项持续付费的功能，而它失效时责任却不清，我的不满会加倍。

因此，短期内，L3的商业价值更可能体现在提升整车溢价和品牌高度上，成为高端车型的“科技标签”。 正如广汽集团冯兴亚所言，“豪华车型若没有L3，消费者就没有什么购买欲望”。

真正的、大规模的“服务化”收入，有待于L3场景的大幅拓宽、法律责任的彻底厘清以及消费者心智的根本转变。牌照的发放，只是这场漫长商业实验的起点。

真正的棋局

跳出单车技术和商业模式的视角，此次L3牌照的“中国式”推进，更应被置于全球汽车产业竞争的高度来审视。

与德国批准奔驰L3时强调车企责任和美国Waymo推进Robotaxi过程中科技公司主导的路径都不同，中国的路径的特别柱处在于：政府主导规则设计，选择典型城市和场景，联动车企、供应链、运营方、地方政府、基础设施部门，进行小范围、全要素的协同试验。

这盘棋的终极目标，可能不只是让几款车达到L3，而是要借L3这个“抓手”，设定准入门槛，倒逼国产芯片、传感器、操作系统、算法公司进入前装供应链，并在真实复杂场景中磨练、成熟，形成不依赖海外的完整技术体系。并且，在L3/L4这个全球共同探索的无人区，中国的道路环境、交通行为最为复杂。通过大规模实地测试积累的数据和经验，未来有望输出关于安全标准、测试规范、责任认定、基础设施接口的“中国方案”。

此外， L3的限定场景测试，可以同步验证车路协同、高精度地图动态更新、智慧交通管理平台等联动效果，为未来成本更低、安全性更高的“车路云一体化”自动驾驶路线积累实证经验。

L3牌照的集中亮相，容易给人一种“自动驾驶时代骤然降临”的错觉。但根据笔者的观察来看，这并非冲刺的终点，而是一场更需耐力、更考验系统思维的长跑的起点。

对于车企，拿到牌照后的挑战才真正开始：如何将限定场景的L3，稳步、安全、经济地扩展到更广场景？如何在与运营商、政府、供应链的复杂协同中找准自身定位？如何从车辆制造商，平滑过渡为“移动服务”的提供者？

（文｜引擎视角，作者｜韩敬娴，编辑｜李玉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