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海恩法则指出，每一起严重事故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

11月27日凌晨，香港大埔宏福苑的一场夺命大火，震动社会上下。截至11月28日下午，香港消防处公布火灾遇难人数增至128人。

根据香港警方初步调查，发现涉事工程公司在外墙施工中，涉嫌违规使用了大量易燃的塑料布和发泡胶。

为了施工便利或节省成本，这些本不该出现在防火要求严苛区域的易燃物，在严重疏忽的管理下，最终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

无论是违规施工，还是极限承压下的工业制造，安全防线的失守往往有着相似的逻辑。经历了长达数年的产能狂飙、价格博弈与行业内卷后，光伏制造端的“安全防线”，是否也正在面临着类似的严峻考验？

就在香港火灾四天前，11月23日下午，义乌佛堂镇工业区突发大火，现场黑烟冲天。据多家媒体现场报道，起火点位于义乌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厂房。

正泰集团创立于1984年，是智慧能源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业务遍及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员工5万余名。

正泰集团旗下正泰电器（601877.SH）是中国首家以低压电器为主营业务的A股上市公司。涉事工厂为义乌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属于正泰集团成员企业。据媒体报道，正泰电器相关负责人称，事件与上市公司没有关系，相关事件对上市公司没有影响。

图源：正泰电器2025半年报

有业内人士从现场视频中滚滚升腾的黑烟判断，起火物质具有典型的高分子聚合物不完全燃烧特征，这与多晶硅或电池片燃烧的烟雾形态存在显著差异。

图源：视频号危化品物流

正泰电器2025年半年报披露，义乌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主体发生往来的核心业务内容为“接线盒”。今年上半年的关联交易发生额约为2920.43万元。

作为光伏组件的关键辅材，接线盒是连接物理电流与化学材料的“十字路口”。其外壳主要由PPO（聚苯醚）或PC（聚碳酸酯）等工程塑料制成。

在制造工艺上，接线盒生产涉及注塑与灌胶固化两个高风险环节，而这两个环节正是物理高压与化学放热的风险节点。

注塑工序需要将熔融塑料以极高压力射入模具，若模具排气不畅，型腔内残留的空气会被瞬间压缩，产生物理学上的“柴油机效应”，即压缩空气产生的高温可能直接引燃塑料或设备内的油雾。

随后的灌胶工艺则涉及双组份胶水的化学放热反应，在追求极致效率的流水线上，若加热隧道炉满负荷运转导致散热不良或配方比例偏差，胶体内部极易发生热失控。

因此，接线盒车间在业内长期被视为具备较高火灾隐患的区域，其本质是化工属性与精密制造的叠加，对工艺控制的冗余度要求极高。

下行周期之下，光伏行业在不同项目节点，正在面临相似的安全挑战。

2024年4月发生的晶科能源（688223.SH）山西基地火灾，是带有项目早期阶段“先天磨合性风险特征”的一例。

560亿投资额、56GW规模的项目，建设周期仅2年。该项目2023年3月洽谈、5月签约、9月开工，2024年3月一期正式投产，实现“当年洽谈、当年签约、当年开工、次年投产”的“晶科山西速度”。

但3月26日一期生产线全线贯通并点火投产后，4月26日突发火灾事故，导致晶科单季度净利润损失超6.46亿元，部分车间复产进度滞后。

图源：晶科能源2024年报

受火灾影响及资金短缺等因素，项目建设延期。截至2024年底，山西晶科一体化项目二期累计投资仅完成预算不到60%。

晶科能源原本计划通过97亿元定增募资，其中72亿元用于山西基地一、二期建设。该定增计划因光伏行业不景气、资本市场环境变化，于2024年7月30日终止。后续为填补资金缺口，晶科能源转而通过45亿元GDR募资填补缺口。

图源：晶科能源2024年报

而刚刚发生的正泰义乌火灾，则出现在一条成熟产线上。按照常规逻辑，成熟期本应是故障率最低的稳定阶段。

过去两年行业高速发展、“人歇机不歇”，产能产线也呈现高负荷运转。生产系统与设备均承受了巨大的损耗。

而在目前光伏组件价格长期低位徘徊、企业利润空间被极致压缩的背景下，制造端的成本控制压力空前巨大。

这种压力传导至生产一线，往往表现为预防性维护（PM）周期的被动拉长、非核心零部件更换的推迟以及除尘频次的降低。在缺乏足额维护预算支撑的情况下“带病运行”，注塑机老化的密封圈渗油、排风管内积聚的挥发性油垢，都可能成为引发事故的导火索。

此外，光伏制造过程中隐含的化工风险，也往往容易被忽视。

除了接线盒涉及的高分子材料加工，电池片制造环节必需的硅烷气体具有极高的自燃性，微小泄漏即可引发爆燃；而车间顶部庞大的排风管道系统，长期吸附助焊剂挥发物和各类粉尘，一旦遭遇明火，极易形成“烟囱效应”导致火势迅速蔓延，等等。

这些生产环境特性，决定了光伏工厂的安全管理门槛远高于一般组装制造业，需要严格的防火分区与高频次的设备巡检作为支撑。

以正泰为例，虽然2025年三季度正泰集团营收同比微降0.03%，但归母净利润却大幅增长近20%。在高毛利新能源业务爆发之外，成本与费用管控，为利润释放提供了空间。财报显示，前三季度公司毛利率达27.51%，同比提升2.23个百分点。整体四项费用率同比仅微增0.48个百分点。

一般而言，为了稳住毛利，在工厂管理的微观层面，必须在所有环节挖掘利润空间，于是“安全冗余”不可避免被侵蚀。

这些做法包括：在设备采购或零部件更换时，采购部门倾向于选择报价最低的供应商，导致阀门、传感器、保温材料的质量从“优良”降级为“勉强达标”；原本应具备更高阻燃等级的接线盒外壳或灌封胶，可能因成本压力被替换为普通标准产品，降低了耐火阈值；在“产能为王”的极限施压下，停机检修被视为一种“浪费”，本该每月进行的深度清洁被推迟至每季度，本该定期校准的温控仪表被延长使用。或许这些正是内卷背后最隐秘的代价。

航空界著名的海恩法则指出，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

上行期，高增长的红利可以掩盖管理的粗糙，新设备的性能红利可以弥补维护的缺失。但当行业进入内卷周期的底部，那“1000起事故隐患”的基数，正在呈指数级上升。

工厂火灾，或许就是那成千上万被忽视的隐患中，最终突破临界点的一个。

事故善后处理之后，留给中国光伏产业的管理者的考题才刚刚开始。在利润微薄的“凛冬”中，如何守住安全的底线？在追求极致成本的道路上，是否已经走到了物理规律允许的边界之外？

在周期底部需要面对的结构性外部问题，也是未来光伏产业治理与监管框架中不可回避的核心议题。（阿尔法工场Gre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