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多地被数据模型、统计软件包裹，当“可量化”“可重复”成为评判研究价值的默认标准，张静、赵世瑜主编的《质性研究：重塑中国社会科学的想象力》试图将学术的目光从冰冷的数字拉回到有温度的现实。

十位一线学者、一个个鲜活的田野案例，展示出社会科学的独特魅力。社会学科的价值不仅在于发现普遍规律，更在于理解具体情境中那些复杂、多元且充满温度的生命体验。

《质性研究：重塑中国社会科学的想象力》，张 静 赵世瑜 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出版

跳出“数据崇拜”

在社会科学领域，量化研究长期占据主流地位。量化能快速测量社会现象的“体量”，比如通过收入数据统计贫富差距，通过问卷分析教育公平程度。但量化的方法并不完美，它难以捕捉现象背后的“质感”，那些隐藏在数字背后的个体困惑、文化逻辑与社会关系，往往都被“遮蔽”或者“忽略”。《质性研究》直指这一局限，通过对比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核心差异，凸显后者不可替代的价值。

什么是“质性研究”？广义上，所有不依赖数量统计的研究方法，像文献分析、实地观察都可归入质性研究的范畴。而狭义上，它更侧重以田野调查为核心，通过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式收集非数值资料，进而深度理解社会现象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偏向微观，学者手持“放大镜”，专注于某一具体案例或某一特定社区，试图从“小切口”里挖出“大内涵”。

王明珂关于羌族的研究，堪称《质性研究》中颇具代表性的案例。当多数研究者致力于提炼“羌族传统服饰”的共性特征时，王明珂却在田野调查中捕捉到了个性的差异。他发现有的羌族男性未穿传统服饰，有的女孩混穿藏、羌风格的衣裙，只有年长女性穿着典型的羌族服装。一般用量化研究的逻辑，这些“不符合标准”的案例或许会被当作“误差”忽略，但质性研究却视其为打开真相的金钥匙。

通过深入考察，王明珂发现，服饰差异并非偶然，而是与羌族女性的活动范围、村寨间的资源竞争紧密相关。这些女性较少远行，服饰成为身份归属的一种标记。村寨则通过服饰细节划定边界，平衡合作与对抗的关系。女孩们不同年龄阶段的着装变化，竟然暗合着她们社会化的过程。可见，质性研究能看到量化数据看不到的“潜台词”，让服饰不再是单纯的文化符号，而成为解读社会关系的“活化石”。

这种见微知著的能力，正是质性研究的核心优势。如果说量化研究回答“是什么”，那质性则是在追问“为什么”。当我们谈论“少子化”，量化数据能告诉我们生育率下降的幅度，质性研究却能走进年轻夫妇的生活，听他们讲述“不敢生育”的具体困境。这种对“过程”与“意义”的关注，让社会科学研究不再是悬浮的理论，而成为扎根现实的思考。

质性研究的广阔边界

《质性研究》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展现了质性研究的跨学科潜力。书中十位作者分别来自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经济学等领域，他们带着各自学科的视角，共同探讨质性研究的方法与实践，形成了一场精彩的“学术论坛”。

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融尤为亮眼。历史学家赵世瑜的研究打破了“书斋做史”的传统，将田野调查引入历史研究。他在研究明清时期华北社会时，不再局限于官方档案，而是走进乡村，收集民间传说和口头历史。在《猛将还乡》中，他通过研究民间信仰中的“猛将”神祇，发现这一形象的演变与洞庭东山的地域开发、商人活动紧密相关。“猛将”最初是保佑农业的神，随着当地商人外出经商，逐渐演变为守护商旅的神。这种将“死文献”与“活田野”结合的方法，让历史研究不再是对过去的静态复述，而成为理解当下的动态过程。

教育学与经济学领域的案例，则进一步拓展了质性研究的应用场景。刘云杉关于“拔尖教育陷阱”的研究，通过观察重点中学的教学实践、访谈教师与学生，揭示了“拔尖培养”的隐忧。为了追求升学率，学校过度强调竞争，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导致部分学生陷入“高分低能”“心理焦虑”的困境。这份研究没有使用复杂的统计模型，却用一个个真实的学生故事，让教育者反思“拔尖教育”的本质，究竟是培养“全才”，还是扼杀“个性”？

刘守英、熊雪锋关于中国经济理论创新的章节，同样令人深思。他们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发现“问题导向”是理论创新的关键。当学者们深入田野，关注农村土地制度、乡镇企业发展等具体问题时，就能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反之，若盲目照搬西方理论，则会脱离中国实际。这个结论不仅适用于经济学，更给所有社会科学研究者以启示：好的研究，必须扎根于本土经验。

如何重塑社科想象

《质性研究》的副标题是“重塑中国社会科学的想象力”，这个“重塑”并不是在否定量化研究，而是呼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让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各展所长，相互补充，激发中国社会科学的“想象力”。

一方面，质性研究能更好地应对当下复杂的社会问题。随着社会快速变迁，新现象、新矛盾不断涌现。数字化时代的网络社交如何影响身份认同？老龄化社会中如何构建养老体系？这些问题难以用传统的量化模型完全解释，而质性研究的开放性、探索性恰好能发挥作用。它能快速捕捉新现象的特征，通过小范围的田野调查，为后续研究提供思路。

另一方面，质性研究能推动社会科学理论的本土化创新。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多借鉴西方理论，但西方理论基于西方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未必适用于中国。本书中的案例证明，当学者开始深入中国的田野时，他们才能提出真正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黄宗智的“内卷化”，都是基于中国田野经验的理论创新。质性研究是实现本土化创新的重要路径，它让研究者走出书斋，走进中国的乡村、城市社区、工厂车间，从本土经验中提炼理论，而不是将既有“理论”当作“标准答案”。

当然，书中也不回避质性研究的局限。质性研究存在数据收集耗时、分析过程主观等问题，难以像量化研究那样快速形成大规模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论。但“社会科学的价值，不在于方法的完美，而是在于能否更好地理解世界”。质性研究的意义，正在于它能弥补量化研究的不足，让社会科学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既有“理性”，又有“温度”。

在这个被数据包围的时代，人们很容易陷入一种“数字焦虑”，认为只有可量化的才是“真实”的，只有普遍的才是“重要”的。但《质性研究》告诉我们，那些无法被数字衡量的个体经验、那些看似“特殊”的案例，同样是社会真相的重要组成部分。羌族女性的服饰、东山赘婿的故事、拔尖学生的困惑，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实则是解读中国社会的关键密码。

“质性研究的本质，是对人的尊重。”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本书能激发一种“质性思维”，让人们在看待社会现象时，能多一份好奇，少一份武断；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浮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