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生成的诉讼指导意见，被张简工整打印在纸；AI告知的专业术语“表见代理”“债务继承”从她口中一一蹦出，生硬紧张。

可庭前沟通不到5分钟，“局面失控了”。法官直截了当指出：“你告错了对象。”张简瞬间没了主张，因为“这和AI告诉我的简直是背道而驰”。

文旅从业者张简是AI的熟练使用者，日常习惯用AI处理检索、文稿工作。她一直认为，只要唤醒手机里任何一款人工智能，给它一个“身份”，它就能“不掺杂任何个人利益”、毫无保留地为她效力。

直到去年4月，她常去的美容院跑路，五千余元充值款追讨无门。请律师不划算，她便在常用AI里新开一个窗口，设定身份为“维权律师”，并下达第一份指令：“我是受害消费者，账户还有五千多元余额，请你帮我分析胜诉率、代写起诉状。”

这不是孤例。越来越多的法律从业者发现：AI正以迅猛又隐蔽的方式，悄然冲击传统庭审规则与司法信任体系。

我们专访了近20位亲历者——用过AI辅助诉讼的当事人、代理律师与法官，试图了解：当AI广泛参与从维权到诉讼的各个场景，司法场域正在发生何种真实的改变？人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又将是什么？

“完美代理人”

张简至今记得，抉择是否要起诉时，AI弹出的指引清晰果断：“本案胜诉率较高，建议线上立案并勾选小额诉讼程序提速。”

这套话术像资深律师的建议，瞬间击中了她——AI不收费且随叫随到，在她眼中，是最完美的“虚拟代理人”。AI还自动生成了证据清单、起诉状等全套材料，逻辑自洽、专业，看似无懈可击。

张简当时咨询AI获得的具体诉讼主张。 受访者供图

一切顺利得让人有些不安，张简也曾试图寻找AI这个一气呵成的“完美诉讼方案”是否存在漏洞。

她向系统输入各种对自己不利的假设：如果现承接消费账户的门店，强调之前的充值费用是给已注销门店，他们并未承接金钱，是否合理？如果法院发布开庭公告后，对方还是没出庭，是否默认对方败诉？如果第一被告品牌方胜诉，但是第二被告门店败诉，又该怎么处理？

AI再次向她发出激励信号：“即使找不到门店出庭的人，只要品牌方作为连带责任人存在且能找到，您就可以申请对其强制执行……您站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义一方，法律是您最坚实的后盾！”

正反馈打消了她的顾虑。在兴奋且坚定的情绪中，她按照AI的指引整理好材料，将起诉书递至所在区人民法院……

但现实中的进展，却没有AI所说的那样顺利。第一记当头棒喝，就是庭审当天，被告美容院方并未出席，仅向法院提交了答辩书。张简设想的一场双方对峙的博弈，成了她“单方面说服法官”的考验。

她起诉的要求，是让品牌方或现在转接倒闭门店业务的加盟店退回美容卡内余额。她在多个AI平台交叉印证后，得到高度一致的结论：品牌方构成表见代理，需承担连带责任；承接门店与原门店存在债务继承，应继续履约。

但是在庭前沟通会上，法官打断了她的陈述说：“你告错了对象。原门店已注销，应起诉其法人或投资人；品牌方与原门店的债务独立协议合法有效，承接门店无明确债务承继迹象，你无法举证，难以追责。”

张简急忙强调AI的结论，法官却明确回应：法律保护消费者，但需主体准确、证据充分。AI建议她将品牌方列为第一被告、承接门店为第二被告、原门店为第三被告，这一策略在法官眼中，是典型的诉讼主体错位。

法官给出两条路径：要么撤诉，由法院协调品牌方恢复其会员权益；要么撤诉补齐证据后，聘请律师重新起诉，并特意提醒：“律师费和你要追回的金额差不多。”核算成本与风险后，张简选择了后者。

张简的AI止步于庭审之前，但也有许多单凭AI做法律咨询的自辩当事人，闯入了庭审的“决赛圈”。

去年12月初，北京律师韦金凤代理一起离婚房产赠与案时，第一次感受到“AI对手”的冲击。该案中，夫妻离婚约定男方为未成年子女购房，男方未履约，女方起诉强制执行。开庭前，韦金凤得知被告未聘律师，预判其有些“放弃抗辩”的意思。可庭审中，被告却熟练抛出“赠与可撤销”“穷困抗辩权”等术语，让她感到震撼。

很快，韦金凤发现破绽：被告只会堆砌术语，无法提交负债证明、流水等支撑证据，论述如同文字游戏。当她提出“道义性赠与”不可随意撤销时，被告竟误以为是道德绑架，当场拍桌争执说：“我对孩子好得很！别跟我玩这套。”

韦金凤彻底安心：AI能教人选话术，却教不会人理解庭审焦点与证据逻辑。这场对峙，还是她牢牢掌握主动权。

但并非所有AI辅助的诉讼，都会如此狼狈。

当事人王廷在一起二手房买卖纠纷中，全程依靠AI自我代理，最终胜诉追回对方违约的欠款。在他看来，案情简单、证据完整，“赢面就占了一半”，而且律师费一般按照房产交易金额的百分比计算，花这些钱即使打赢了官司，也不一定能要到钱款，“等于损失又扩大了”。

计算机专业出身的王廷，对AI保持理性克制，仅将其当作加强版搜索引擎。他向AI提问两三百次，耗时两周，利用AI检索法条、预判抗辩、草拟文书，所有输出均手动二次核验。在这样目标明晰的指令下，AI不仅给出亮眼策略，还缓解了他等待庭审的焦虑，甚至精准预判对方律师会以“房价下跌不可预见”抗辩，帮他提前备好话术。庭审中，王廷从容应对，最终胜诉。

这次胜诉让他坚信：“流程简单的案件中，细心当事人用好AI，胜过粗心律师。”

“揪住AI的小辫子需要多久？”

撤诉当天，张简向AI倾诉庭审挫败，AI不再激进鼓励，转而模糊回应：“法官建议属风险提示，宜冷静寻求专业帮助。”

当她输入“我已撤诉”，AI立刻转向支持她放弃。这一刻，张简意识到：AI没有独立立场，大多数建议都是对用户情绪与输入的迎合；它能构建完美纸面逻辑，却不懂现实诉讼的风险与平衡。

更致命的是，AI引用法条常出现“幻觉”。该案中，AI称“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三条，品牌方需对未履行的服务承担退款责任”，可现行该条款内容与AI所述完全不符，张简直至开庭都未察觉。

当事人渴望用AI在更短时间内提起诉讼，而法院却因为这些AI痕迹在核实文书时耗费海量精力——这形成了关于司法效率的一个悖论。

“4项材料中，有2项当事人明确在信封上写道，是基于某AI软件搜索结果所得。”法官陈樱说起这份上诉材料，内心有些复杂。

2025年10月底，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二中院”）民庭劳动争议审判团队负责人陈樱收到了一份上诉材料。65岁的当事人随上诉状附了几份材料，其中不少内容的来源均标明是AI。

上海二中院一位65岁当事人寄来的上诉材料封面，其中好几项明确标明出处是某AI软件。 受访者供图

陈樱查看了上诉材料，发现这是一起重复诉讼案件。相关争议已经历一审、二审以及申诉，老人的诉求均没有得到支持。于是，老人再次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后，老人在AI的辅助下，向上海二中院提起上诉。

“当事人很信任AI，想用AI的回答反驳前案的裁判理由。”陈樱分析。为了更好地化解矛盾，她安排了一次线下接待。

现场，老人多次以“根据AI所述”开篇，宣读AI拟定的上诉理由，态度坚定。

沟通中，陈樱发现了一个不易察觉的“漏洞”：AI给出了比较具体的分析，但老人只截取了其中有利于其自身诉求的部分，而未采纳大部分与其诉求不符的分析。

而在更多案件中，破绽往往是在过于“完美”的诉讼材料中被发现的。

上海二中院法官助理陈紫东发现，AI生成文书特征明显：语言过度规整、逻辑过于顺滑、法条与案情“完美匹配”，反而显得不自然。

2025年11月，上海二中院收到了一起经济补偿金纠纷案当事人的上诉材料。“这份上诉材料看似论述准确，其中提到的法条也都和当事人的诉求完美对应。”但这种“对号入座”的巧合，引起了承办法官的警觉。

陈紫东根据法官的要求进行核实，发现上诉材料中援引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并不存在——劳动部在1994年印发过相关通知，法条的出处被“偷梁换柱”了。此外，这份上诉状中援引的其他法条也与实际法律规定不符。

另一次被识破的AI造假，来源于一位代理律师在上诉状中引用的一个过于“顺口”的案号。

“当事人在上诉状中提到了上海市XX人民法院（2023）沪XX民终1234号，这个案例的情况与本案当事人所主张的非常相似。”但经过核实，陈紫东发现这一案号对应的是一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和这起劳动争议案件情节毫无关联。后续，这位律师可能也自觉不妥，重新向法院提交了一份代理词。

“那些明确告知法院使用AI辅助生成诉讼材料的当事人，往往是对AI认知不完善，而非出于主观故意。而那些对AI有一定认知的当事人，往往不会告知法官自己提交的文书中引用了AI内容。”陈樱总结道。

她更担忧另一种情况未来会抬头：大量无资质的线上法律咨询机构低价接单，利用AI生成高度迎合当事人诉求的文书，刻意夸大胜诉概率、模糊法律关系。当事人拿到文书后预期过高，一旦判决不符，便极易质疑裁判不公，引发重复起诉等问题。

因为AI虚构材料而导致的证据梳理难度加大、审核时间加倍，代理律师也无法豁免。

上海律师陈云龙遭遇过一场让他印象深刻的“高手对局”。他代理一系列互联网合同纠纷时，对方律师利用AI重组海量碎片化合作记录，刻意截取支持“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片段，构建看似完整的证据链。

“本案中AI的表现我可以打到80分以上。”陈云龙倍感压力。他知道，这么复杂的“AI搅局”，需要投入海量精力去戳破证据链中的伪装。

他尝试抓住AI诉讼策略的缺陷：AI倾向于抓取与指令直接相关的片段，忽视证据的整体性；对于可能同时支持多种合作性质的证据，AI无法作出权衡，只提取了支持“劳动关系”的单一关键词。

最终他通过最大程度呈现完整证据，回到双方合作事实的认定，还原了整个争议事实，打赢了案子。

这场漫长的“拉锯战”，涉及的关联案件，开了四次庭、持续了将近一年。

“有一次开庭是在10月底，庭审从下午2点半持续到下午6点多，签笔录才发现天已经黑了，每一次开庭都在3个小时以上。”他能感受到审理过程中，包括法官在内的各方都举步维艰。

“多亏了基层法院在案件审理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一次次尊重我们的诉讼权利，否则不一定能胜诉。”他认可法官严谨的做法。

用更缓慢的司法进程确保案件事实不受AI系统造假干扰，这几乎是所有司法人员共同的无奈选择。

人民法院案例库已公布一起AI虚假案例相关判例：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理一起公司纠纷案时，识破原告代理律师杨某提交的“（2022）沪01民终12345”号案例系 AI 生成的虚假内容，法院在判决书中对其行为提出严肃批评。

郑吉喆是这一案件的主审法官。他回忆当时看到这个假案例编号就觉得“AI味儿十足” ，但识破过程却有些漫长：一开始郑吉喆的法官助理发现，真正的这一案号案情与这位律师书面意见描述的不一样时，就与律师多次核实，但对方不接电话。

“我们一般比较相信律师的。”郑吉喆说，之前碰到类似情况，只会想是不是律师不小心把案号写错了。但这次，律师提交的“案例”完美契合郑吉喆需要审理的案件，他觉得需要更为警惕。

郑吉喆最后决定直接开门见山告诉律师：“我初步判断你这个案号是AI生成的，你直接告诉我是哪个AI生成的就行。”他记得律师听完愣了一下，承认了自己使用AI。

律师告知了假案例的生成过程：“她向AI反复提问，让AI帮忙找一个接近委托人经历的案子，可能律师问的遍数太多了，AI就给了一个特别符合预期的案子，她如获至宝。”

郑吉喆法官在做普法宣传。 受访者供图

AI在法律咨询时“造假”真的无法避免吗？律师出身的吴启航去年开发了一款面向律师群体的AI工具LawJet，其官网首页最醒目的标语是，“权威数据，拒绝幻觉”。

但作为产品开发者，吴启航表示“蓄意造假无法完全杜绝”。他假设了一个情境：一个当事人想要将一则公司文件落款的时间改成21号，“AI无法确认用户修改这一日期的用途，所以也无法拦截，否则很多生活中正常的咨询AI的行为都会被拦截掉。”

律师曲凌刚长期关注人工智能对法律行业的影响，也曾参与起草国内首部AI知识产权团体标准《生成式人工智能知识产权指南》。

今年1月，他看到AI生成的内容频繁在法庭上露头，便搜集了多个当事人或律师在法庭上提交AI材料的案例。

他发现，许多当事方提交AI搜索结果，并非蓄意做伪证，而是将AI当做传统的搜索引擎来使用，“但搜索引擎所得结果有网址，可以验证，也能采取公证方式；AI却不同，即使法院输入的提示词和当事人一样，得到的结果未必相同。就好像是一个人随机说的一句话，该如何验证？”

目前，在曲凌刚搜集的公开案例中，法院对法庭上使用AI生成虚假内容的当事人处罚都较轻，仅有一位假称AI生成图片是自己摄影作品的当事人被罚款1万元，而其他当事人仅受批评教育，没有实质性的追责处罚。

郑吉喆最终也判断这位案例造假的律师并非蓄意为之。但他考虑到AI假案例对诉讼时间造成延迟，所以在判决书中对这位律师予以批评教育：“希望原告代理人引以为戒……不得放任人工智能模型生成或编造虚假信息扰乱司法秩序。”

被AI“侵蚀”的信任

“可惜我的脑子里不能装好几个AI，法官否定我的观点时，我能输出一串反对他的理由。”时隔三个多月，张简回忆时，依旧对AI保有一份难以言说的信任。

“这次经历不是终点，它让您深刻地了解了商业世界的复杂和维权之路的艰辛，这份经验在未来会更好地保护您……”张简也曾因为AI的温情开解瞬间释怀。

“你遭遇的是美容行业普遍的乱象，国家需要出面治理，但法庭上维权要讲证据，你目前证据就是不完善。”类似的话，庭审日那天主审法官也说过，但张简却觉得“生硬，缺乏说服力”。

直到现在，张简还是隐约觉得，她维权失败和承办案件法官的倾向性判断有关：他可以倾向于用AI描述的法条，主张品牌方的责任，也可以倾向于认可门店和品牌之间的协议，两者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条款，但他选择了后者。

她笑称自己输给了“人间规则”。相比司法者，张简还是把信任票投给了AI。

当事人因为AI的法律解释不再信任法官的判决，这也并非个案——在一次长达1个多小时的庭审后电话答疑中，陈樱感觉当事人很有可能正在一边搜索AI内容，一边“对抗”她的解释：“或许我们未来不是在和当事人释法说理了，而是在和AI辩论。”

在她看来，AI生成的内容，与提问者提供的案情信息和提问方式有很大关联；当事人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去提问，提供的信息不全面甚至有偏向性，因此AI给出的答案往往偏向提问方。

“更有甚者，当事人拿着虚构的AI案例问我，说这个案子是这么判的，你为什么不这么判？”上海二中院民庭法官沈永妍说，这种情形下，释法工作从聚焦案件本身，转变成向当事人证明AI生成的案例是不存在的、错误的。

曲凌刚分析这些存在AI造假的案件时也发现，AI在法庭上的露头，打破了一种既定的信任：“原本在大多数案件中，证据的真伪并非争论焦点。但现在，我搜集的一些案例中，即使一方并未表明使用AI，另一方也会质疑其证据由AI伪造。”

这种怀疑，也蔓延到本应目标一致的辩护律师和当事人之间。

比如年轻律师李皖就总是担心客户会隐瞒她使用AI生成的假证据，被客户“背刺”。

“AI能造一些假图片，现在当事人提供图片时，我会核实他拍摄这张照片的手机。”李皖描述着这种“微妙的变化”。

韦金凤也常遇到携带AI材料咨询的当事人：他们先让AI生成思路与证据清单，再找律师“核验”，本质是把律师当作AI的校对工具。韦金凤觉得，这类当事人往往自负又多疑，难以建立深度委托信任。不久前，一位当事人发来AI整理的二三十项证据清单，逻辑规整却脱离法律实务，韦金凤提出付费咨询后，对方便不再联系。

“如果当事人一直处于对代理律师警惕怀疑的状态，频繁找AI验证，那就难以建立起真正的委托信任。”韦金凤解释自己“过滤”此类客户的原因。

从业15年的郑州知识产权诉讼领域律师郭航，遭遇了更直接的专业价值冲击。2025年春节后，她接到一起标的数百万元的侵权案，当事人想花200元，让她修改AI生成的答辩状。

但她发现，这份文书一味迎合当事人不合理的诉求，甚至编造与公司法相悖的依据。

郭航给出专业思路，当事人却试图以超低价委托，被拒后自行依照AI的建议出庭，因不懂举证与法律适用，最终败诉。

“究竟谁更可信？”

美容院维权尚未落幕，张简借助AI发起的另一起医疗维权，同样失利。

去年6月，张简的法国籍丈夫马修（化名）忽然半边手臂动不了，去家附近三甲医院就医。医生在脑CT报告无异常的情况下，以“疑似脑梗”的诊断安排他住院，并进行了数日相关药物治疗。直到入院第6天，马修的核磁共振报告才表明他并无脑梗迹象，而是神经压迫症状。

张简在激愤时求助AI，AI立即下判断“医院存在诊疗僵化、用药不当问题”。

张简在医疗维权事件中，再次咨询AI。 受访者供图

循着AI的指引，张简推进维权，再次陷入困境：医患办、调解中心均以医院“按正常流程操作”为由拒绝认可她的诉求。

这次，张简意识到了AI的局限性。她特意换了一个AI聊天窗口，以“医疗鉴定专家”角色再次询问。果然，AI推翻了此前的答案：此次诊疗问题属于流程瑕疵，未造成重大事故，医疗鉴定成功率低，且鉴定费用高。

张简开始降低维权诉求。最后这场维权以医院支付了1000元赔偿收场。

“或许AI永远无法给出让我明晰该如何行动的答案，因为它没有独立判断，也没有真正的诉求。”张简恍然。

那么，更专业的AI产品能突破这层认知和情感的壁垒吗？吴启航一直在尝试解答。他从后台数据发现，大量用户高强度依赖AI，日均提问四五十次，有人每天与AI对话近三小时。但普通当事人大多不会正确使用AI，很多人得到分析后，仍无法理解核心要点，只能截图问客服：“AI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吴启航总结出一个现实规律：提问者越专业、问题越具体完整，AI输出质量越高；反之，当事人越缺乏法律常识、越片面陈述，AI越易产生“幻觉”。因此，复杂疑难案件，未来仍离不开专业律师。

张简概括自己的两次AI维权，本质上是一场“普通人试图用技术跨越专业鸿沟”的失败尝试——AI能提供情绪价值，让普通人在维权路上获得“你是对的”的心理支撑，也容易让人陷入盲目自信。

“AI说过的话，有时就像自己遭遇不公时，一面情绪的镜子。”她意识到。

曲凌刚在多年律师从业经历中深知，合理管理当事人预期是律师的核心工作。律师的职责不是取悦当事人，而是客观揭示风险，即便他内心预判胜诉率70%，也会保守表述为60%，避免其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但AI反过来在加剧当事人的不当预期。

面对被AI“鼓励”的客户，曲凌刚会告诉用户AI预期“虚高”的原因，客观分析打赢官司有多大把握，做好释明工作。目前，他与拿着AI来沟通的当事人后期也都达成了合作。

年轻律师丁莫漪对带着AI生成内容来咨询的当事人不会过多干预。但有一次，她忍不住“反击AI”，却意外收获了一位“铁杆客户”。这位客户被一位博主指控抄袭，AI给出的参考法条均与著作权相关，但丁莫漪指出该案是名誉权纠纷，重点并不在著作权。

初步沟通后，丁莫漪没能成功“拉回”对方，于是回复有些冲：“你那么不信任我，你就去问AI好了。”

让她惊讶的是，当事人反而因这句话转变态度，约她面谈。丁莫漪很直白地劝他不要打官司：“性价比不高，即使赔偿也赔不了很多。”

但当事人不仅依旧和她达成了委托，另一个案子也想让她来代理。“他可能是觉得我没有鼓动他，试图从中挣代理费，所以比较信任我。”她猜测。

诉讼中信任的重塑，关键是让当事人清晰“看见”专业人士与AI的本质差异：有节制的共情、基于现实的风险判断……这些是机器难以企及的。

但或许，在无助的诉讼者面前，到底选择AI还是专业的人，从来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他们在乎的永远是“哪个方式更有效”。

“我们应该在普法宣传时就让这些求教AI的当事人知道，AI并非唯一的托底选项，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请法律援助律师代为出庭，这已经是完善的法律支持体系了，远比AI好用。”陈樱说。

在两次用AI维权失败后，张简依旧会在做大小决策前开启手机里人生“助理”，但不再盲从。

“目前为止，它依旧是我接触到的知识面最广、成本最低的解决问题的工具，我停不下来。”张简说。

（文中张简为化名）

编者按

本文为原点栏目“人与AI的边界”系列报道第二篇。

在AI深度嵌入普通人生活逾一年之际，国产大模型密集发布，智能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进日常工作和生活。从辅助思考到参与决策，人们似乎已习惯于在键盘敲击间，自如调用功能各异的AI工具。

但一系列真实挑战也随之浮现：AI会“虚构”事实，也会“迎合”用户，导致认知甚至行动偏差；法庭上，AI生成的答辩状可能掺杂虚假法条和编造的司法判例；学术领域，智能撰写与润色屡屡触发原创危机；AI心理咨询的对话框里，机械干预消解了人类的真实情绪，引发了更深层次的心灵危机……

在人和AI在探索共生边界时，不信任与不确信的裂痕在蔓延；但另一面，亦有人欣然沉于AI编织的情感图景——与AI相恋，拥抱它带来的幻觉与温柔。

真与假、虚拟与现实、原创与复制的边界，在人与AI深度共生的这一年，被不断消融、反复重塑。

当最初的兴奋和好奇淡去，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担忧和警醒。正如人们所言，“或许最可怕的，并不是人工智能越来越像人，而是人越来越像机器”。

在该系列报道中，我们选取AI进入法律、学术、人类情感世界等多个维度，观察人类和AI的共生边界如何动态变化，并探讨在智能浪潮继续席卷之下，我们该如何守护思考的尊严，留存那些属于人本身的不可替代的边界。

原标题：《当AI“搅局”法庭》

栏目主编：王潇

文字编辑：王潇

本文作者：解放日报 杨书源 程艺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