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共2193字，阅读全文约需7分钟

如何打破银行间的“信息孤岛”，实现精准防控，正在成为行业破解困局的关键方向。

本文首发于21金融圈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作者 | 郭聪聪

编辑 | 周炎炎

新媒体运营 | 张舒惠

近期，央视新闻报道的一则新闻引发社会关注：一名律师在银行网点办理取款业务时，因被要求配合反诈工作详细说明资金用途，最终未能成功取款。

在电信网络诈骗数量居高不下、手段日益隐蔽，对抗强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反诈“误伤”正在从偶发事件演变为行业性难题。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打破银行间的“信息孤岛”，实现精准防控，正在成为行业破解困局的关键方向。

反诈误伤引热议，取现遇阻背后的困扰

据央视新闻报道，周筱赟律师在建设银行某网点遭遇了一次波折的取款经历——因被要求配合反诈工作，详细说明资金用途，他最终未能成功取款。这一事件曝光后，引发公众对反诈措施“误伤”普通民众的广泛关注。

周筱赟律师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开自身遭遇的核心目的，是希望通过个案推动反诈误伤事件的减少。他指出，当前反诈误伤已非偶发情况，“现在取现几千元就可能被上门核实，转账几千元个人账户就会被冻结，有不少民众都面临这样的困扰”，这类情况已影响到居民正常生活与资金使用。

据媒体针对多省份银行网点的调查显示，各地银行的大额取款门槛与反诈措施差异明显。在山东、河南等诈骗高发省份，不少银行的核查门槛低于5万元，除了询问资金来源与实际用途，还会重点核查资金入账时间、取款人真实意愿等信息。

一位金融科技从业人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道：“这位律师取现受阻，可能并非单纯因取现防控要求严格，也可能与其账户存在可疑交易记录相关，触发了银行的风险预警机制。”

他进一步向记者解释道，这是银行的“灰名单”机制——该机制由银行依据账户历史交易支付记录及资金动向特征建立，比如账户出现大额陌生人转账、长期闲置后突然有资金流动等异常情况，该账户会被系统标记，后续交易就将面临重点核查。

事实上，普通民众普遍支持反诈工作，认可其守护财产安全的重要价值。周筱赟告诉本报记者，“反诈的初衷当然是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但应当做到源头治理、精准防控。”

值得注意的是，反诈“误伤”范围正从大额交易向小额业务蔓延——原本针对可疑大额交易的防控措施，逐渐下沉至日常转账、取现等高频业务中。

这一变化，与电诈手段“无限趋近于正常人交易”的形势直接相关，黑产隐蔽化的作案套路，倒逼防控措施不断前置、细化，却也客观上扩大了“误伤”概率。

电诈形势严峻：手段迭代突破传统防控

取现遇到困扰的背后，是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形势的日益严峻。或许有人会问，电诈与普通取现有什么关系？答案在于洗钱环节——电诈并非孤立犯罪，而是一条完备的产业链，其中洗钱不仅是关键一环，也是与普通民众关联最紧密的环节。

当前，反诈工作正面临双重压力：案件数量居高不下，作案手段更在迭代升级。这一严峻态势在涉“两卡”（银行卡、电话卡）犯罪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202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发布会上披露数据显示，涉“两卡”（银行卡、电话卡）犯罪仍处高位——2020年以来，全国法院一审审结帮信犯罪案件逐年增长，2023年超10万件；虽2024年及今年上半年案件数大幅下降，但涉“两卡”的帮信、掩饰隐瞒犯罪总体仍居高位。

从涉案人员特征来看，“三低一高”的特点鲜明：低龄化、低学历、低收入、初犯比例高。特别是未成年人、在校学生涉案问题突出。一些电诈、洗钱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他们涉世不深、法律意识淡薄的弱点，诱使其出售、出租“两卡”，甚至发展部分人为“卡头”。

比案件高发更值得警惕的，是电诈手段的技术化革新。如今的电诈已不再是“猜猜我是谁”的传统套路，诈骗分子全面运用AI换脸、NFC等新技术武装作案流程，骗局的迷惑性与成功率显著提升。

此外，洗钱环节的隐蔽化升级，也十分令人担忧。

电诈分子为绕过银行风控，开始使用“无限趋近于正常人”的隐蔽方式——利用日常支付结算方式洗钱，甚至诱骗法律意识淡薄的学生、老年人等群体成为“卡农”（在不知情下出售、出租银行卡用于洗钱），让正常账户沦为洗钱工具。

这种“借用好人账户做坏事”的模式，也日益模糊了风险边界，让金融机构难以通过交易表面特征识别风险。

反诈“误伤”困局：防控与便利的平衡之道

当前，反诈工作正在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循环：诈骗手段越隐蔽，银行防控越严格，“误伤”概率越高，用户不满情绪越强烈。而这种内部矛盾的激化，恰恰给了诈骗分子可乘之机，形成“各方损耗、黑产受益”的局面。

如何在筑牢反诈防线的同时保障用户权益，实现防控与便利的平衡，成为亟待破解的课题。

银行作为资金流动的关键节点，被赋予了重要的反诈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应对可疑交易进行识别、监测与报告机制。但这份职责背后，是银行风控能力的天然局限。

银行本质是服务型机构，既非执法主体，也非顶尖科技企业，其风控模型多依赖行内交易数据，缺乏跨领域的外部信息支撑。

一名国有行的业务人员向本报记者透露，“在反诈监测上，单一银行对账户的把控是非常有限的，只能查到本行内部的资金运转。”

而如今电诈手段持续翻新，洗钱方式日趋隐蔽，从日常支付到账户借用，黑产套路不断刷新，金融机构的研判能力已难以跟上高强度的对抗节奏，“宁可错拦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被动防控模式也由此产生。

如何打破 “信息孤岛”，实现精准防控，成为行业破解困局的关键方向。

周筱赟对此表示赞同，同时他提醒：“风险防控措施，势必会干预个人隐私，这就需要把握好一个平衡。我认为应当遵循合理、适度的原则。”

对于商业银行如何统筹做好涉诈风险防控和优化服务，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相关负责人明确提出，“要加强技防建设，指导商业银行和支付机构不断地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来提升风险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和有效性。”

事实上，金融机构行业内正在开展积极探索。

已有银行机构正跳出“单打独斗”的风控模式，通过与智能风控企业合作，引入如腾讯云天御等AI大模型风控技术，构建更立体的防控体系。这类技术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AI模型对交易背后的真实意图、行为逻辑进行研判，在识别涉诈风险交易的同时，降低对普通民众正常交易的误伤概率。

上述金融科技从业者坦言，唯有让技术更精准、信息更畅通，才能走出反诈“误伤”困局，从而实现多方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