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华商韬略

有人开玩笑说：21世纪最贵的是人才，21世纪贬值最快的却是学历。

而这在日本，早已不是玩笑，而是30年经验教训的事实。

只要考上大学，一辈子就稳了。

这是80年代日本人的信仰。

彼时的日本经济欣欣向荣，企业争相招聘大学生。为了吸引求职者，很多企业承诺：只要来参加招聘会就提供午餐，附赠伴手礼。

有的企业不仅会为入职员工提供免费公寓，还报销搬家费、生活用品费。

三菱汽车为了吸引高学历人才，甚至推出过入职就送汽车的福利。

当时的日本大学生被称为金蛋，很多人还没毕业就收到了入职邀约：男生平均收到3份，女生平均收到2.5份。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名校毕业的天之骄子，工资更是达到社会平均工资的三倍。

在学历崇拜的氛围下，日本社会兴起鸡娃热。街头巷尾的学习塾内，学生们拼命背着英语单词，疯狂刷着超纲试卷。

据统计，1985年日本课外补习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日元，学习塾数量更是一度超过2万家，比当时的便利店还要多。

有些家长，甚至不惜抵押房产为子女支付补习费，只盼其能够在高考中鲤鱼跃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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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就业冰河期日益严重的就业危机，日本政府并没有坐以待毙，实施了多项举措以求力挽狂澜。

1991年日本文部省提出研究生倍增计划。1996年，日本内阁又提出资助博士后1万人计划。

日本政府期待通过提升高等教育规模达成一箭双雕的效果：既培养高端人才，又延缓就业压力。这一政策导向直接推动了日本90年代的考研热浪潮。

或许，当年的日本官方与民间想法一致：晚几年，情况会好的。

然而事与愿违，1991年硕博士在校生规模总量达98650人，2000年激增至205311人，增长1.1倍，超额完成目标。但同期大学生就业率从81.3%暴跌至55.8%，其中博士就业率从66.33%降低至58.4%。

一面是学历的膨胀，另一面是就业的萎缩，高学历人才堆积成了就业堰塞湖，最终导致大量的高学历难民、浪人博士出现。

与此同时，日本在实施这些扩招计划的过程中，由于追求数量而忽视了对质量的把控，采取了一些过于宽松的弹性政策，例如允许仅有2年研究经历的本科毕业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

博士人数暴增，但师资力量没有同步增长，师生比例严重失衡，导师根本负责不过来。水硕、水博在社会上出现，部分企业开始对高学历人才产生偏见，认为这些人空有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欠缺社会常识和合作意识，甚至不如高中生更能适应岗位。

这些偏见在薪资数据上体现了出来：1995年-1999年间，大学生平均月薪仅微增3000日元，而同期初中毕业生薪资涨幅高达2.3万日元。

反常的薪资增幅倒挂现象出现，进一步加快了学历贬值的速度。

除此以外，日本政府还相继推出多项政策：放宽校招的时间限制、设立就业培训中心、鼓励校企合作招聘、大幅提高企业就业补贴（总预算从100亿日元增至700亿日元），但收效甚微。

直到1999年，日本政府祭出大杀招修订《派遣劳动法》。

这次修订全面放开了劳务派遣制度（除了少数特定行业外），开启了非正式雇佣的大门。

日本的劳务派遣员工有点类似外包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时间短、待遇差，薪资通常比正式员工低30%~50%左右，有些派遣员工薪资还是日结，连工位都只能被安排在不起眼的角落，基本的职场尊严都难以保障。

对企业来说，派遣员工成本更低、裁员也更灵活，何乐而不为？对于日本政府来说，1个正式岗位拆分成多个劳务派遣岗，看上去是增加了就业机会，缓解了高涨的失业率。

修订法案实施的第一年，日本非正式就业人口就暴增了50万，派遣工、合同工、兼职等非标准雇佣形式占据就业市场的比例越来越高。

然而，劳务派遣的盛行对求职者来说却是个坏消息。

日剧《非自然死亡》中，派遣员工佐野先生每个月加班时间超过140个小时，还要被厂长安排干私活，最终过劳死，厂长却想方设法不给予任何赔偿。剧情虽然有些极端，却也正是日本劳务派遣制度下，员工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