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消费”的观念来自日本文化评论家东浩纪的著作《动物化的后现代》。按照他的分析,许多日本消费者不再对种种故事性的“叙事”产生兴趣,他们关注的是角色形象。角色形象具有的“萌要素”动人心弦,例如动漫角色铃铛猫娘身上“触角般的翘发”“女仆装”或者“大大的手脚”。外貌、服装、口头禅这些“萌要素”并非依附故事情节展开,而是作为独立元素积存于数据库内部,消费者可以按照这些元素自行合成角色形象。围绕角色的戏剧性冲突并不重要,角色栖身的历史环境销声匿迹,一切都是数据库内部既有资料的自主组合、拼接与完成。
这种艺术生产的路线图有些奇怪。世俗烟火、喧哗的社会以及历史气息都从视野之中删除了吗?东浩纪谈论的是后现代环境中“御宅族”的生活。他们没有必要出门砍柴种田,捕鱼捉蟹,或者风里来雨里去送快递;衣食无虞的日子,“宅男”与“宅女”只需要安坐家中与电脑屏幕相对。没有人抱怨日子单调乏味,互联网上什么也不缺。明星八卦、历史掌故、风景名胜、各地厨艺,强大的搜索引擎可以按照个人趣味迅速构造一个独特的宇宙。那些“萌萌哒”的角色形象是数据库奉献给这个宇宙妙不可言的视觉产品。
人工智能的文学写作成为另一个议题纳入视野的时候,相似的感想再度浮现。当然,这时的“数据库”已经改成“语料库”。由于庞大“语料库”的高强度训练,人工智能阅遍天下藏书,而且过目不忘,无数文本以及众多语言材料烂熟于胸。“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于是,人工智能欣然开启写作之旅。从词汇、语法、句式到微妙的语调与口吻,如何驾驭极其灵敏的语言符号系统?人工智能不可能参透炎凉世态,冷暖人情,根据不同场合嬉笑怒骂;人工智能的写作毋宁是一种语言仿制——“概率”成为语言仿制的指导。字与字、词与词、句子与句子,各种语言单位根据“概率”组织起来。一种组织形式曾经出现的“概率”愈高,遣词造句给予接纳的机遇愈大。所谓的“曾经出现”,显然来自既有文本和语言材料的统计。对于个人来说,这种统计不啻于天方夜谭。语料库如此庞大,所有的人都只能望洋兴叹。然而,人工智能的“算力”具有不可思议的胃口——每秒数十万亿次的运算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任务。
通常的应用文或者公文是一个独立区域,固定的词汇与句式大量重复,人工智能手到擒来;稍稍出人意料的是人工智能对于古典诗词的娴熟掌握。古典诗词的词汇量不大,人工智能的统计迅速搜索出一批常用关键词,中规中矩的山水游历或者友人赠答倚马可待,不论平仄还是用典,人工智能的功力超过大多数人的文学水准;各种类型的专业论文格式单调,若干专业术语充当前呼后拥的轴心,人工智能可以轻松拿下。相对地说,小说叙事复杂多变,无论是外部世界的各种景象还是人物的内心紊流,不同的视角或者叙事节奏显现出巨大的语言跨度。目前为止,人工智能已经在科幻或者玄幻小说方面崭露头角。能否展示现实主义或者现代主义的美学风格?人们仍然拭目以待。
人工智能的表现如此神勇,以至于许多人忽略了一个现象:如同角色形象的“萌要素”来自数据库消费,人工智能写作仅仅发生于“语料库”。尽管一个词或者一个句式出现的频率与历史语境密切相关,但是,“概率”的高或者低是“语料库”内部事件,遣词造句是“语料库”内部各种组合结果。的确,哪怕暂时屏蔽外部世界信息,“语料库”积存的资料完全足够支持各种叙事。“语料库”囤积的无数语言零件,足够装配出各种不同型号的语言产品。如果说个人只能涉足“语料库”极其微小的角落,不可能调集各种“语料”从事形形色色的装配实验,那么,人工智能的超级大脑可以做到这一点。
这种状况同时显示出人工智能的“阿喀琉斯之踵”。亲临纷杂的现场,与“语料库”之外的世界直面交流,这是人工智能的弱项。即使摄像镜头收集到种种现场画面,人工智能也无法如同一个称职的记者完成生动的新闻报导。“语料库”的训练无法将记者的经验、视角、激情与倾向赋予人工智能。摄像装置全方位“看见”一场激烈的足球比赛,人工智能如何声情并茂地进行陈述?站在哪一个队的立场,如何评判刚才那个运动员的临门一脚,另外两个运动员的推推搡搡表示什么,种种现象的解读无不构成特殊的考验。人工智能擅长调遣业已成为“语料”的词句,而不是直接发现外部世界的某种事物并且给予命名——这恰恰是从0到1的原创。人工智能可以熟练使用“阿Q精神”这个概念,但是,只有鲁迅——只有一个真正的作家——才能从芸芸众生之中捕获如此奇特的性格,并且塑造成独一无二的形象。进入“语料库”的人工智能显示出强大的调控能力,然而,纷扰的外部世界时常使机器进退失据,不知所措。承接各种写作订单,人工智能宁愿写一部玄幻小说而不想对付那些“非虚构”的纪实作品。前者是“语料库”内部的重组,后者的很大一部分超出“语料库”而指向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
我不想进一步纠缠种种技术细节,更愿意关注“数据库消费”到人工智能写作背后的总体倾向:体验、经验、此刻、现实的退隐,社会历史维度的退隐。这是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事件。“数据库”“语料库”不仅提供种种零散的参考资料,人工智能的加入使之形成另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可以生产种种仿真的幻象,仿真的程度完全不亚于正常的外部世界。各种仿真的幻象甚至产生巨大吸引力,令人无法自拔,例如电子游戏以及传说之中即将到来的元宇宙。另一个不那么精确的例子是电影《黑客帝国》,周围的一切无非计算机虚拟的仿真世界。幻象可能提供某种想象性的满足,同时遮蔽身边正在发生的故事,遮蔽人们真正栖身的社会历史。对于文学来说,这种倾向意味深长。
种种艺术门类通常包含两方面的成分。一方面成分来自传统、经典以及专业性的知识积累,譬如既有的母题、种种符号的特殊性质、一脉相承的艺术形式、世代沿袭的审美趣味乃至若干不成文的行规;另一方面成分是与社会历史的互动、彼此呼应乃至现实主义式的再现。前者沉淀于“数据库”或者“语料库”,后者显现为进行时的体验与经验。一些艺术门类更为注重传统与经典,例如书法的临帖,地方戏曲的表演程式;相对地说,社会历史在文学之中占有很大比重。古往今来,文学始终与社会历史保持联系,新型经验与题材是文学持续演变、再三创新的首要原因。尽管每一个作家接受社会历史的馈赠形式远为不同,但是,社会历史的脱钩往往意味着写作的枯竭。“数据库”“语料库”能够多大程度代替社会历史?人工智能已经无所不知,体验与经验的意义又是什么?为什么仿真不可信任?作为技术与文化的共同产物,“数据库”与“语料库”本身正在构成何种历史?文学必须意识到,这些新型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正在挑战种种由来已久的基本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