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时常想起1981年那个改变我学术生涯的夏天。”当地时间10月18日早晨，杨振宁的好友、83岁的吴咏时在其美国犹他州盐湖城的家中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那时他刚听闻杨振宁逝世的消息，声音仍难掩哀伤。

吴咏时如今担任复旦大学物理系特聘教授、美国犹他大学物理天文系荣休杰出教授。他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长期从事粒子物理、凝聚态物理、量子场论等研究。1981年，杨振宁邀请吴咏时前往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访学。在那里，吴咏时第一次接触到了关于量子霍尔效应的实验文章，在弄明白所有理论之前，他就决定了从粒子物理理论向凝聚态理论的学术转型。

吴咏时 图/受访者提供

“杨先生告诉我，这篇文章很重要，可能会有重大后续发展。”吴咏时回忆，年轻的他还没有意识到，如此简单的一句话包含了怎样的洞见。

“一针见血”

《中国新闻周刊》：你与杨振宁在什么场合相识？他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吴咏时：1965年我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六年制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物理所”）。我比同期很多本科同学都幸运，因为物理所在北京，能听到杨先生的报告。

第一次见到杨先生是1972年，那是他第二次回国访问。我还记得他第一次回国是1971年，能去听他报告的都是“大佬”， 那时我只是“最底层”的实习研究员，与他失之交臂。第二年，杨先生在北京大学做了两个公开的学术报告，物理所的研究人员都可以领票参加。那时，回国科学家的报告还是稀罕事儿，慕杨先生的名，我都去了。

杨先生的这两个报告我记忆犹新。粒子物理理论方面，杨先生讲的是规范场理论，也就是著名的杨-米尔斯理论，当时已成为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基础。另一个是“一维多体可积模型严格解”的报告，其核心就是著名的杨-巴克斯特方程。这一理论框架后来延伸至量子代数、拓扑学等多个领域，是杨先生享誉世界的成果之一。

很快，物理所的年轻人开始自发学习杨振宁先生的规范场理论，那是当时走廊里被谈起最多的话题。那几年，杨先生差不多每年至少回国一次，在北京的很多学术活动我都有幸参加。学术报告之外，杨先生又增开了学术座谈会，这些会里，我也会汇报自己的研究和心得，慢慢跟杨先生熟悉起来。

杨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平易近人、待人真诚。最开始作为学生我们都很拘谨，但杨先生的随和让我们很快抛掉了这些包袱。他总能够快速洞察到问题的实质，跟他讨论问题时如沐春风，在业务和治学方法上都是年轻人的榜样。

2018年9月15日晚，由香港求是基金会主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承办的“2018求是奖颁奖典礼”在合肥举行，求是科技基金会顾问杨振宁出席颁奖典礼。图/中新社记者 韩苏原 摄

《中国新闻周刊》：杨振宁并未直接做过你的导师，他对你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吴咏时：杨先生是我学术上当之无愧的引路人，与导师无异。他1972年的两个报告基本锚定了我此后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理论粒子物理和凝聚态物理。

受到杨先生的指导和鼓舞，我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了37篇中文学术论文，这些粒子物理理论方面的成果很快受到杨先生的注意。1980年的夏天，他向我发出邀请，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他的理论物理研究所访问。我很激动。那时我刚从物理所转到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次年1月，在石溪分校的资助下，我在那里做了半年的访问学者。

访学期间，我参加了杨先生的一个小型讨论班，努力转向新的研究领域：凝聚态物理。很可惜当时我的准备不够，杨先生给我的题目我没有做出来。但学到了不少东西，让我坚定了做凝聚态物理的决心。某天，杨先生直截了当地给了我一篇凝聚态物理领域的最新实验文章，作者是198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发现了一个叫“量子霍尔效应”的新奇现象。杨先生告诉我，这个课题未来将变得非常重要，并嘱咐我关心相关研究的进展。

1982年，杨先生推荐我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的工作都是在那儿做的。我在那儿工作了一年之后，在杨先生推荐下，我接受了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理论物理课题组的邀请，在那儿进行博士后工作。原本是想进一步发展以规范场为基础的粒子物理标准模型，但到后来发现，那里有一个很强的理论小组正在攻关量子霍尔效应的研究。

杨先生支持我在凝聚态物理和拓扑学方面的探索，我遂和该小组合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领域方兴未艾之时，就做出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工作。没有杨先生的指点和鼓励，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1984年，我受聘美国犹他大学，也是基于这些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在工作和生活中，杨振宁曾有什么话让你记忆犹新？

吴咏时：杨先生曾说：“凡是基本的，皆是重要的。”这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他一贯鼓励青年学者研究最基本的科学问题。

至于如何发现“基本问题”，杨先生也一直在做表率。用英文形容他最好的一个词是“sharp”，中文应该叫“一针见血”。他讲话基本不做铺垫，直达核心。这让我想起当年他劝我不要考研的事。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受家庭压力，我想要考取国外的研究生。杨先生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只为了学历不值当。他说：“你现在是工作上出成果最好的时候，美国的研究生制度比较死板，并不是靠论文就能毕业，你需要上课和考试，非常消耗精力。你应该把精力都花在物理学研究上。”很多时候，他不光指出你的问题，还把解决方案都帮你想好了。

此外，杨先生的工作和实验结合非常密切。我在国内工作时比较偏向理论研究，不大看，也看不太懂实验文章。但是杨先生让我学量子霍尔效应时，给我看的就是实验文章，那时候相关理论还没成形。他总是说，要在脑中形成物理图像，要从实验发展中汲取理论的灵感，找到基本问题。我当年做量子霍尔效应和二维系统的编织统计，都是遵循这一思路。

当地时间1957年12月11日，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在音乐厅举行。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左）和杨振宁（中）在领奖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右）向他们鼓掌致意。图/视觉中国

“保守的革命者”

《中国新闻周刊》：杨振宁的老朋友、英国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在1999年的一次演讲上，形容杨振宁为“保守的革命者”。你如何看待这一评价？

吴咏时：这个定位很准确，也很有意思。在西方，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很多人不理解“保守”的意义。保守强调的是“不极端”“明智”。“革命者”已是很高的评价了，革命就是要推翻旧东西，但要做到不极端是很难的，因为要分辨、选择性地接受旧东西。

在西方文化中，“保守的革命者”是革命成功概率最大的一种。“保守”在这里是赞誉，而不是批评。如果只称其为“革命者”，那么杨先生的历史地位会降低很多。偏激是容易的，把握分寸是最难的。

杨先生的保守，体现在对科学发展大势的把握上。20世纪80年代，杨先生就发表过一句关于高能物理发展的名言——“party is over（盛宴已过）”。学界因为这句话争论不休，但现在回头看，他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直到今天，所有高能物理的发现，其理论大都源于1980年以前，实验频频催生发现的时代已过去。

《中国新闻周刊》：戴森还曾提到过，杨振宁是一位“继爱因斯坦和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保罗·狄拉克之后，20世纪物理学的卓越风格大师”。他为何能与这两位大师比肩？

吴咏时：人类从古希腊时期抬头看天的宏观物理时代，花了两千多年走到了19世纪近代物理的分子、原子时代。量子力学于20世纪20年代中末期成形，此后中子被发现，基本粒子时代开启。到20世纪70年代粒子物理标准模型完成，短短不到50年，人类对万物尺度的认知再次向微观跨越了10亿倍。这一快速跨越的实现，杨先生的规范场理论功不可没。

杨先生在物理学上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如果要列举“得奖的工作不是本人最好的工作”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上可能只有两个人。其一是爱因斯坦，他因发现光电效应获得诺贝尔奖，但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相对论都没有获奖。另一个人就是杨先生。规范场理论的历史地位应受到更多重视。

2010年起我兼职受聘于复旦大学物理系，担任场论和粒子物理中心主任，2012年请了杨先生来做报告。致辞时我就提到，杨先生是世纪级的科学家。什么叫世纪级？以物理学发展史的视角，杨先生作为20世纪下半叶新物理学的首席代表人物，完全可以与爱因斯坦和狄拉克比肩。他们三人的工作都如同“异军突起”“神来之笔”。不仅是戴森，许多学者都持同样的观点。

《中国新闻周刊》：有一种声音说，杨振宁的去世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你怎么看？

吴咏时：20世纪的前30年，相对论、量子力学横空出世，物理学高歌猛进，杨先生管那个时代叫物理学的“黄金时代”。此后，物理学进入“白银时代”：以杨振宁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宗师各显神通，把相对论和量子论的一般原理用于探索物理学多个未知领域，快速拓展着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凝聚态多体系统的研究，又催生了半导体、集成电路、激光和超导体等新技术，迅速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活面貌。

“白银时代”延伸到哪里？20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末，抑或更晚？目前貌似尚无公论。也许再过一段时间后回看会更清楚。 我认为，作为标志性人物，杨先生的过世或许代表着物理学“白银时代”的终结。随着大数据和AI的突飞猛进，物理学可能迎来方向性的转变。

事实证明，杨先生当年重视凝聚态物理，是有极强前瞻性的。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凝聚态物理研究条件还很差的时候，杨先生就看好这一领域。随着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成功，新的更重要的基本问题，开始在凝聚态物理方面显现。如今，凝聚态物理是国际物理学界公认的主流分支，无论从投入资金还是从研究人数来看都超越了粒子物理。

杨先生一直主张年轻学者“最好加入一个新领域，与领域一起成长”。他与粒子物理、高能物理，我与凝聚态物理、量子霍尔效应，皆是如此。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日，这句话仍警醒着年轻人的人生选择。

记者：周游

编辑：杜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