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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左晖四年,贝壳艰难前行

IP属地 中国·北京 编辑:顾青青 定焦One 时间:2025-08-27 10:22:40



定焦One(dingjiaoone)原创

作者 | 金玙璠

编辑 | 魏佳

8月26日晚,贝壳发布2025年第二季度财报:总交易额8787亿元,同比增长4.7%;营收260.1亿元,同比增长11.3%;净利润13.1亿元,同比下降31.2%。

与此同时,公司宣布将股份回购计划从30亿美元扩大到50亿美元,并延长期限至2028年8月31日。

“股份回购可以推高股价,并且增加股权激励的价值。”一位关注港股的投资人对此表示。

在业绩承压的背景下,管理层试图通过资本运作来稳定市场信心,但依然难掩一个尴尬的事实——这家曾经的互联网巨头已经掉队了。

四年前的5月20日,左晖因病离世。那时的贝壳还站在巅峰:股价52.5美元,市值超过800亿美金,稳居中国互联网公司前十五名。

然而如今,贝壳美股股价跌至18.58美元,跌幅超过60%;港股股价在今年恒生科技指数上涨30%的背景下仅涨7%,明显跑输大盘,截至发稿报50.55港元。

从昔日巨头到如今掉队,反差令人唏嘘。表面上看,这其中有整个地产行业不景气的客观因素。但不可否认,管理层因“天价薪酬”失信于公众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左晖离世四年多来,这家曾被寄予厚望的“房产服务明星企业”真实状况如何?基于刚发布的2025年第二季度财报,能看到哪些新变化和趋势?在业绩波动与高管薪酬争议并存的背景下,贝壳的治理结构是否需要反思?

如今的贝壳,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传统业务,赚钱越来越难

要理解贝壳的业绩困境,需回顾其过去几年的表现。从2021年到2025年第二季度,贝壳的业绩轨迹堪称“过山车”:



2021年是增收不增利。上半年房地产市场相对活跃,下半年起因政策调控导致市场降温,贝壳为抢占市场份额大量投入但效率不高,最终亏损5.2亿元。

2022年是应对寒冬。这一年房地产市场急转直下,贝壳传统业务受严重冲击,营收暴跌,亏损扩大。

2023年是触底反弹。市场回暖,贝壳大幅削减成本、提效,营收恢复增长,实现扭亏为盈。

2024年盈利下滑。全年表现平平,但存量房业务四季度反弹,带动单季收入增速达54%。

2025年前两个季度延续了这种分化。第一季度营收大幅增长、盈利平稳,第二季度营收增长再度放缓,利润同比大幅下滑。

由此可见,贝壳业绩高度依赖外部环境。公司虽努力通过业务多元化减少这种依赖,但赚钱依然越来越难。

何以至此?需从业务结构找原因。

从2025年第二季度的数据看,贝壳的业务主要分为几大块:传统业务(存量房+新房)占比约59%,家装业务占比约18%,租赁业务占比约22%,其他业务占比约1%。



传统业务仍然是贝壳的基本盘,决定着公司的整体表现。其中,新房业务是主要收入来源,在传统业务中的占比维持在52%-60%之间。这也解释了贝壳业绩波动较大的原因——新房市场好的时候,收入增速就快;新房市场不好的时候,可能就下滑。

虽然新房业务贡献了更多收入,但更赚钱的是二手房业务。根据2024年年报数据,存量房业务的贡献利润率高达43.2%,远高于新房业务。也就是说,二手房业务量小利厚,新房业务量大利薄。



贝壳赚钱变难最直接的原因,是2023年至2024年间两大传统业务利润率持续下滑。

具体而言,一方面,最赚钱的二手房业务增长乏力,且利润率在下降。

2021年至2024年,存量房业务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11.7%。2025年前两季度,其收入占比继续下滑。

2023年-2024年,存量房业务的贡献利润率也从47.2%下降到了43.2%,主要原因是链家经纪人的固定薪酬成本占比提高。简单说就是,经纪人的工资涨了,但业务量没有同比例增长。

另一方面,新房业务利润率也出现了下滑。

新房业务经历了2022年的大幅下滑后,在2024年重新回到增长轨道,但这种增长是以提高分佣成本、牺牲利润率为代价的——贡献利润率从26.6%下降到24.8%,反映出市场竞争加剧,贝壳被迫提高分佣比例维持份额。

这背后是整个房地产行业的结构性变化:存量房市场虽然是长期趋势,但短期内难以快速增长;新房市场受政策和周期影响较大,波动性较强。贝壳作为平台型公司,虽然在技术和服务方面有一定优势,但在行业整体下行的背景下,很难独善其身。

高利润率的二手房业务涨不动了,新房业务的波动性加大且利润率都在下降,贝壳的传统业务正面临困境。

新业务占四成,是希望还是拖累?

传统业务承压,贝壳将希望寄托于新业务。

从2021年开始,它大力发展家装、租赁,从过去几年的业绩表现看,这些新业务确实带来了增长。

2025年第二季度,家装和租赁业务合计占总收入的40%,相比2022年有大幅提升。进一步细分,2024年家装业务的贡献利润率是30.7%,租赁业务为5.0%。



从这个角度看,家装是贝壳新业务中相对成功的一个。2021年,贝壳通过收购圣都家装进入这个领域,2023年收入同比增长115.8%,2024年保持增长的同时,贡献利润率已超过新房业务。

但2025年以来,该业务收入增速明显放缓。

“这是预期内的结果。”家装行业创业者王涛对「定焦One」分析,家装市场天花板较低,行业集中度低,需求低频,非刚性。

奥维云网数据显示,2024年家装市场销售额约3.5万亿元,同比降16.8%,2025年预计进一步缩至3.3万亿元。

根据国金证券的研报,家装行业集中度极低,CR10(行业前10名企业的市场集中度)仅为1.8%,即使是行业第一的贝壳,市场份额也不到0.4%,优势并不明显。

这个行业的盈利能力也偏弱,王涛表示,传统家装企业净利率约为8%,一站式整装企业净利率仅为4%-6%。

租赁业务是增长最快的版块,但问题也不少。

从收入端看,2022年-2024年,租赁业务增长了近5倍,贡献利润率也由负转正至5.0%。

但快速扩张也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压力:2025年第二季度租赁业务成本从30亿暴涨73.3%至52亿元,增长速度远超收入增长。

“租赁业务的问题在于商业模式本身。”一位长租公寓行业的投资人分析道,贝壳的租赁业务主要通过“省心租”模式开展,本质上是一种“二房东”模式:先从房东手里租房子,再转租给租客。

这种模式的挑战在于:一方面,获客成本高,即需要大量投入来获取房东和租客,特别是在竞争激烈的一二线城市;另一方面,规模不经济,虽然房源数量在快速增长,但单套房源的管理成本并没有显著下降。

综合来看,贝壳一直强调通过房产交易业务为新业务导流,但因模式差异大、所需能力和资源不同,带动效应有限。

更重要的是,新业务的快速扩张正稀释整体盈利能力,其盈利能力和可持续性方面都存在明显问题:家装业务增长放缓,市场天花板明显;租赁业务成本控制难度大,短期内难以实现可持续盈利。

治理危机,如何约束“天价薪酬”?

新业务虽然带来了增长,但短期内难以解决传统业务面临的根本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投资者开始质疑贝壳的发展战略,而不久前的管理层薪酬争议更是雪上加霜,消耗市场信心。

事情要从2021年说起。那一年,贝壳失去了灵魂人物左晖,他在贝壳拥有超过20%的股份和超过80%的投票权,也就是说,这家公司完全由他说了算。贝壳CEO彭永东和联合创始人单一刚当时持有的股份并不多,分别只有3.1%和1.3%。

转折点出现在左晖去世两个月后的2021年7月。左晖家族将其持有股份对应的投票权授权给了彭永东和单一刚,两位高管由此彻底掌控了贝壳公司。

一年之后,他们开始了大手笔的“自我激励”。



2022年5月,贝壳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宣布向彭永东和单一刚分别派发7182万股和5386万股。按照当时的股价计算,这分别价值25亿人民币和18亿人民币。这些股份分5年解锁,从2022年到2024年,两位高管已经获得的股份价值分别达到15.5亿和11.6亿。

客观而言,在创始人突然离世的情况下,贝壳确实需要用利益深度绑定高管,让他们长期为公司服务,避免公司出现动荡,这在商业逻辑上说得通。

但前提是,很多公司对高管的股权激励都设有严格条件,让薪酬与业绩紧密挂钩。

最典型的例子是特斯拉对马斯克的股权激励(2018年推出,激励规模达到260亿美元),设置了12项严苛的市值和运营目标,马斯克需要同时完成才能解锁股份(有投行推算,2022年他因未完成能源项目目标,约160亿美元期权未能解锁)。这种与业绩深度绑定的激励模式,虽然涉及的金额巨大,但因为条件严格,市场认可度也相对较高。

反观贝壳,对高管的高额股权激励却未披露任何业绩条件。也就是说,不论公司业绩好坏,时间一到就可解锁。在公司股价大幅下跌、业绩表现不佳的背景下,这种业绩与薪酬的错配自然会招致质疑。

按照贝壳的说法,股权激励是为了满足上市规则(联交所“同股不同权架构受益人需持股≥10%”)的要求。但这恰恰说明,“这种激励更多是为了满足制度要求,而不是基于业绩考核的真正激励”,关注贝壳的投资人李鑫补充道。

面对质疑,贝壳管理层也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

彭永东宣布捐赠900万股贝壳股票用于公益事业,按当时股价计算价值约4.4亿人民币,用于居住行业服务者、家庭成员医疗健康福利以及毕业生等租客群体的租房帮扶。

在推出大规模股权激励的同时,贝壳也在大力推进股份回购。2024年贝壳斥资约7.16亿美元实施股份回购,2025年第二季度又将回购计划从30亿美元扩大到50亿美元。

但这些措施能否真正解决问题?根源或许在贝壳治理结构。

根据贝壳年报,彭永东团队通过持有B类股票和获得的投票权授权,实际控制着公司近50%的投票权。

李鑫表示,这种结构虽然有利于管理层专注长期发展,但也容易导致监督不足。在左晖离世后,贝壳失去了那个能够平衡各方利益、具有绝对权威的领导者。

这就形成了现在这种尴尬的局面:管理层认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但缺乏足够的权威来说服外界;投资者和公众则认为管理层在为自己谋利,缺乏对公司治理的信心。

“这种信任危机一旦形成,就很难短期内消除。而一旦投资者对管理层失去信心,即便业绩再好也很难推动股价上涨。”李鑫称。

从传统业务的盈利困境,到新业务的成长烦恼,再到治理结构的深层问题,贝壳面临多重挑战。

在业务上,它需要在守住基本盘和培育新业务之间找到平衡。在治理上,则需要重建投资者信任。

左晖离世四年后,贝壳正站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它能否走出困境,重新获得投资者的信任,取决于它能否在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找到一条可持续的盈利道路。

这不仅是对彭永东等管理层的考验,也是对整个中国房产服务行业转型升级的一次重要探索。

*题图来源于unsplash。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涛、李鑫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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