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员邮件如期而至，迈克很平静，心里清楚失业是早晚的事，“人工智能（AI）正在毁掉软件工程这个学科和它创造的岗位。”他失望地说。

美国科技公司Meta于5月裁员10%，大约8000人，旨在精简业务并计划今年在AI基础设施上投入最高1350亿美元。迈克是那1/8000，作为一名软件工程师，三年前还在为入职这家公司而深感幸运，现在则嗤之以鼻。

对于美国的科技行业从业者来说，今年是艰难的一年，该行业正遭受剧烈的裁员浪潮冲击。统计显示，5个月来已有近12万名科技员工被解雇。从Atlassian和Autodesk等软件供应商，到Pinterest和LinkedIn等社交网络应用，再到Intuit和PayPal等金融科技公司，都在进行人员精简。其中，许多公司将裁员归因于AI发展，但外界广泛质疑AI只是“替罪羊”。

匹兹堡大学工商管理副教授马帅与其团队从去年开始调查研究“美国劳动力市场的AI情绪”，通过追踪美企员工的职位记录发现，当一家公司中含AI关键词的职位比例越高，整体雇员规模的增长率随之越低，这证实了AI正在直接“挤出”对人类劳动力的需求。但是，许多公司正盲目利用AI替代人工，目的是快速提高公司短期股价和业绩。

“AI带来的失业问题，根源在于资本市场。”马帅对澎湃新闻指出，AI大规模替代人工，长期会导致大量人口失业，最终将导致整个消费市场萎缩，引发经济危机或崩溃。

迈克告诉澎湃新闻，科技行业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意识到，大家处于白领工作自动化变革的边缘，只是没有大声说出来，因为在这个行业做悲观主义者不受欢迎。他一直在学习使用AI，但是“学会AI工具只是最基本的入场券，处于前沿又是另一回事，而且那个前沿正在加速移动”。

美国白领裁员潮将至，AI“背锅”？

和硅谷的很多码农类似，迈克踏入科技行业源于对电子游戏的兴趣。他手握哥伦比亚大学软件工程的硕士文凭，同时背负十多万美元学生贷款，2015年毕业时梦想进入谷歌、脸书或微软这样的科技巨头，但由于没有认真准备面试，退而求其次进入创业公司。那一年，AI开源热潮兴起，OpenAI刚刚成立。

当时，移动互联网爆发的背景下，软件开发工程师颇为抢手，迈克认为AI还只是空中楼阁的概念。他回顾十年前，一个不错的SaaS小业务就能成为职业护城河，可以朝九晚五舒适躺平，无需创新。也正因如此，他在多家创业公司佛系跳槽，很快还清了助学贷款。

“现在，软件、数字、代码的护城河已经干涸，甚至科学领域的专家都在遭受降维打击。”迈克说，这一切都因为AI正在解决他们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

直到2023年，迈克才觉醒。疫情期间的远程办公已经在各大公司退潮，他无法随心所欲地旅行，同时也意识到AI带来的变革，因为OpenAI的GPT-4爆火出圈，Meta发布并开源LLaMA系列模型。“那时很多人都意识到要进入一家具备AI竞争力的公司，职业前景更好”，于是他在领英上找推荐人，在LeetCode平台疯狂刷题，进入了谷歌、OpenAI和Meta的面试环节。

连收两封自动拒信后，迈克获得了Meta的录取通知，在推荐信的助力下成为该公司IC4（中级）软件工程师。然而一进公司，他就感受到大规模裁员带来的忧虑氛围。该公司CEO马克·扎克伯格将2023年称为“效率之年”，计划年内裁减万名员工。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Meta 2023年宣布裁员的第二天，股价应声上涨。即使2024年收入零增长，仅依靠缩减员工规模，Meta的人均收入仍比过去五年平均水平高出约16%，这正是投资者欢呼的原因。

迈克入职后经常发现身边同事突然“消失”，许多中层管理者降级，公司还释放出推动员工回归办公室办公的信号。“公司增长放缓、昂贵的AI技术投入推动成本上升。所有人都知道，挽回股价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裁员。”他认为，今年的裁员计划与此前并没有什么不同，增加AI投入只是个借口。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宾·布鲁克斯持相似观点，他于6月13日撰文表示，白领裁员潮即将到来，但其中大部分其实与AI无关，“每位CEO都心知肚明，公司正拖着庞大的人员冗余包袱，这严重损害了盈利能力。突然之间，命运把‘AI叙事’双手奉上，这是一个在精简人员的同时又不用在出事时背锅的绝佳机会。”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美国社会中反AI情绪逐渐高涨，一些科技精英的话术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例如OpenAI CEO山姆·奥特曼2023年接受采访时直言，AI发展之下，“工作岗位肯定会消失，这一点毫无疑问。”今年5月，他却在一场会议上的公开视频发言中说：“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应用不会导致全球‘就业末日’，而且这项技术并没有像他担心的那样夺走那么多白领工作。

马帅从疫情结束初期开始观察和研究美国劳动市场，他发现这一时期美国职场生态正快速演变，白领岗位招聘急剧放缓，CEO们出于财务和业绩动机进行裁员，以降低人力成本、拉升股价，但不能否认AI在其中的重要影响。基于大规模多源数据集（包括Glassdoor员工评论、财报电话会议、企业招聘信息等），他研究对比疫情后激进扩张和未扩张的企业，两者在AI人才库扩大后均表现出相似的“高离职、低招聘”模式，一定程度证明了AI的实际就业替代真实存在。

回顾过去五年，美国在2021年至2022年用工荒严重，远程办公达到顶峰，企业为了吸引人才对员工极其宽容，纷纷承诺“永久居家办公”，使大量白领搬离市区，进而还推高了郊区房价。然而随着疫情结束，用工荒缓解，CEO们纷纷推翻承诺，强行要求员工重返办公室，这大幅拉高了育儿成本，导致部分女性被迫离开职场回归家庭。

从2025年开始，美国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的难度陡增，美国劳工统计局当年11月发布的报告显示，拥有四年制大学学历的美国人占总失业人数的25%，创纪录新高。而今年，美国就业市场更加饱和，尤其是与IT、信息通讯相关，可被AI替代的初级岗位面临严重过剩。

尽管美国5月的就业报告交出了一份远超市场预期的成绩单，非农新增就业17.2万人，增长主要集中在休闲与酒店、地方政府及医疗保健行业，但报告的另一面是，当月失业27周及以上的长期失业者逼近200万人。

“烂代码大量产出，会伤害每一个人”

在这个5月，迈克成为失业大军中的一员。在他看来，AI正使软件工程师成为一个鸡肋的职业，“现在写代码和一切相关任务都变得很容易，你被期望输出高于常规百倍以上的成果，所有事情的截止日期都是‘明天’。在各种AI Agent（AI代理）之间多任务切换极大分散了注意力，工作的心流状态不复存在。”

实际上，迈克也一直在尝试使用AI协助工作，这项技术可以让他使用任何技术栈或语言，不再需要担心语法等无聊、繁琐的底层细节。但是在公司的视角下，AI或许并不是员工的助手。“公司电脑上安装了追踪软件来录制屏幕，并为使你的工作自动化提供训练数据。”他说，这本质上是一种竞赛，且关乎生存。

斯科特在上半年的裁员中保住了工作。他是美国一家大型软件公司的前端软件工程师，不便透露具体公司名称。他告诉澎湃新闻，自己的岗位确实有被AI“消灭”的可能性。从去年10月开始，公司高层全盘押注AI开发，并将其融入业务的方方面面，不仅是工程部，包括销售、客户运营、人力资源等所有部门都被要求结合AI，客户运营部正在流失大量员工。

“CEO在每一次沟通中都相当固执地强调AI，要求和强迫我们使用AI工具的压力持续增长。结果就是，项目时间线被缩得越来越短，高层的耐心也越来越少。”斯科特说，其供职的公司曾自主开发过一些AI工具，来处理日常工作中一些可复用的UI组件，但雇员却少有使用，因为并不能提升效率。

“公司用的那些智能体拥有人类的名字，甚至配有AI生成的少数族裔头像，在邮件中被当作普通同事。”斯科特说，这让很多员工觉得心理不适。“我现在已经极度疲惫，这些 LLM（大语言模型）很多时候表现得不准确和不安全，已经是证据确凿的事。”

斯科特今年几度很想离职，但在如今的市场环境下，要和一系列动荡中被裁掉的优秀人才竞争，找一份新工作谈何容易。他在软件开发领域工作十多年，看到很多同事接受了自己只是“提示词生成器”这一现实。

他目睹一些处于职业生涯初期的软件工程师过度依赖基于AI的编码辅助工具。他们的“写代码”过程变成了交替且反复地敲击Tab键（以接收AI生成的代码）和盯着提示有错的警告下划线。

“‘人人都能写代码’表面看起来很美妙，但当烂代码被大规模产出时，它会伤害到每一个人。”斯科特愤怒地说。

马帅的研究指出，美国企业员工对AI的态度普遍负面，与管理层的盲目乐观形成强烈对比，而这种乐观与企业的实际生产率或员工情绪无显著关系。这些公司公开宣布与AI相关的裁员，会严重恶化员工对AI的情绪。由于负面情绪会反噬生产率，AI驱动的裁员实际上抵消了引入AI技术本应带来的效率收益。

不过，迈克和斯科特都提到，他们所在的大型科技公司组织庞杂、过于看重绩效评估（PSC），以至于大家都倾向于跨职能合作并牵涉更多人，把任务包装得尽可能复杂，以达到绩效评估中更高的价值，实际上都是“表面功夫”。这或许是比AI冲击更为严重的问题。

“AI或许能给科技巨头带来一轮良性改革，希望它能让臃肿的大公司进行一轮组织扁平化，权力从一层又一层的管理者手中，重新回到那些利用AI既能交付产品、又能将‘对齐’部分实现自动化的普通员工手中。”斯科特说，这是他的美好愿望，但当下能做的只是努力使用AI工具执行工作任务。

AI招聘争夺高级别人才，仅13%面向初级岗位

迈克从去年就开始为“被裁”做准备，四处寻觅工作机会，还花了数千美元参加AI技能提升的培训课程，却发现这些新技能的保质期只有短短半年，随着新一代AI大模型发布，所学的知识随即被淘汰。他负担不起在这方面的持续花费。

面对现在市场上与AI相关的岗位，迈克说，跳一跳也够不上，因为大多为高级职位，他的经验远远不足。

美国人工智能驱动型企业研究院（AIDE）对标普500指数企业在今年1月发布的AI相关招聘进行分析，发现超过16.1万个招聘岗位中有七成是高级别职位，只有13%面向初级岗位。美国大企业正陷入一场争夺同一批高级别精英人才的“抢人大战”，大学毕业生和青年求职者难以闯入这一赛道。

“AI招聘潮是真实的——但它是专为专家打造的。”AIDE的报告总结，企业之所以渴望高级别的人才，是因为其中的大部分技术都非常新，且变化极其迅速，希望由具备深厚经验的人来把关。

剧烈的自动化趋势、飙升的失业率以及顶层财富的极端集中，也正在重塑全美各地的政治辩论。加利福尼亚州作为AI技术被迅速部署的阵地，也是劳动力市场冲击首先显现的地方。加州的一些立法者希望能够遏制技术对职场的入侵，以防止大规模裁员，并保护人们免受AI的负面影响。他们正在州议会推动相关提案，但其中一些努力遭到了州长加文·纽森的抵制，他在一些科技政策的博弈中站在了企业这一边。

这个难题困扰着全美各地的政策制定者：究竟是应该阻止AI接管美国人的工作，还是利用行业利润来为失业工人缓冲冲击，抑或是将两者结合。

美国的AI巨头也纷纷加入了这场关于劳动力的辩论。OpenAI的非营利基金会已经投入2.5亿美元来研究AI的经济影响，另一家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紧随其后，宣布初步投资2亿美元研究AI对就业和经济的影响。

Anthropic于3月发布研究报告，称现实世界各领域对AI的实际应用程度，远低于AI工具理论上所具备的能力范围。

一些科技巨头积极倡导全民基本收入（UBI：定期无条件向所有人发放现金，无需进行经济状况调查或工作要求）。今年4月，SpaceX CEO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平台X上重申了对这一理念的支持。他表示：“通过联邦政府发放补贴支票来实现全民高收入，是应对AI导致失业问题的最佳方式。”不过，批评人士认为，它无法实现共享收益的集体目标，这一政策更多地服务于科技寡头，而不是劳动者。

马帅认为，在美国，最现实的公共政策是随着AI效率的提高，逐步将每周法定工作40小时缩减至35、30甚至25小时。通过政策强制降低人力的“供给”后，公司为了完成同等工作量，就必须雇佣同样基数的人口。由于全社会统一缩减工时，薪水就不会下降。

“在这样的世界里，关键的挑战不是激励增长，而是找到一种方法让每个人都能分享增长的成果。”Anthropic CEO达利欧·阿莫迪在其个人网站上撰文表示，这项技术对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冲击可能比以往任何技术进步都更大，而且这种冲击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

（应受访者要求，迈克和斯科特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