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故事

2026年初春，北京仍裹着一层料峭的寒意。一位在北京做媒体的朋友录了一期播客。主持人问她过去一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她想了想，说：“离婚，辞职。”话音落下，录音间里静了一秒钟。不是尴尬，而是一种被诚实击中的沉默。

这两件事，放在任何一个人的生命里都算得上“大事”。但更让她意外的是节目上线后的反响——微信像潮水，一波一波涌来。大学同学、前同事、合作过的朋友，甚至许久不联系的老熟人，都说自己听完产生了深深的共鸣。有人说“你替我说出了我不敢说的话”，有人约她出来再坐坐、再聊聊。

她后来想，为什么大家反应这么热烈？一个猜测是：在社交网络上，我们太习惯展示光鲜的一面——升职、加薪、旅行、精致的晚餐。而那些做选择时的焦灼、夜里辗转反侧的犹豫、给自己打气却忍不住怀疑的瞬间，很少有人愿意摊开来讲。她的故事之所以击中那么多人，是因为在一个“内卷”早已成为日常语汇的时代，越来越多人正在经历相似的困局——降本增效的职场里，工作变成了纯粹的消耗，没有了高速增长时期那种“付出就有回报”的确信。她厌倦了这种常态，最终辞掉稳定的媒体工作，做起了内容生产的“创业打工人”。

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个故事正在中国东部的一个淘宝村里上演。我在书中叫它W村。

我是在2010年回乡探亲时第一次踏进这个村子的，那时路边的墙体广告刚刷上新的标语：“一杯咖啡，一根网线，在家创业成就百万梦想。”十几年后再次回去，咖啡渍早已褪色，网线还在，但梦想的味道变了。

W村是一个典型的淘宝村。十几年前，随着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的崛起，大量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到村里，和父母一起开网店，卖当地传统的手工艺品——蒲草编织的坐垫、蒲团、收纳筐。一家典型的淘宝店就是一个“家庭工厂”：年轻夫妻负责拍照、客服、运营，父母负责打包、发货，村里的老人则在家里从事编织劳动，按件计酬。

这种我在本书中称之为“平台化家庭生产”的模式，曾让不少返乡农民工过上了“一家人在一起”的生活。他们不再需要把孩子留给老人、自己进城打工，不再需要在春运的绿皮火车上站二十个小时只为回家吃一顿年夜饭。在W村，魏和云云卖掉了县城的小修理店搬回村里；肖和玲——一对受过高等教育却因农业户口而在国企只能做临时工的年轻夫妻——放弃城市的漂泊，回乡创业。他们把客厅变成摄影棚，把卧室变成仓库，全家人分工协作：父亲打包发货，母亲做饭带娃，妻子做客服，丈夫管运营。一家人的笑声和键盘敲击声混在一起，一度让人以为这就是数字经济赠予乡村的最好礼物。

然而，这幅美好的图景正消逝。

消逝的原因之一是“下行式家庭主义”——这是人类学家阎云翔提出的概念，说的是在当代中国的家庭里，资源和意义越来越向下、向子孙集中。为了让孩子上更好的学校，W村的父母们把电商红火年头里攒下的积蓄，一咬牙全砸进了县城的学区房。房价在2010年代中期的那波暴涨中翻了不止一番，而他们却背上了沉重的债务。爷爷奶奶们要么跟着搬到县城，在逼仄的公寓里继续编织——蒲草的碎屑和孙辈的玩具堆在一起，既混乱又温暖；要么留在村里，与子女、孙辈越来越远。年轻妈妈们则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同时应付网店的客户和孩子的作业。一些人干脆退出了电商生意，去县城超市做收银员，换取一份“下班后不用再想工作”的清静。

更关键的是，那些真正支撑这个产业的编织女工正在老去。她们大多是五十岁以上的女性，手指因长年编织而关节变形，慢性类风湿关节炎让她们早上起来需要好一会儿才能把手指掰直。我去拜访她们的时候，一位姓方的阿姨伸出双手，指节像老树的根节。她说：“我们这个年纪的女编织工，几乎全都有这病。”我问年轻一代的女孩们——那些从小看着母亲和祖母编蒲团长大的80后、90、00后——有没有人愿意接班。她们摇头摇得像拨浪鼓。“编织太苦了，坐在那里一天，腰和脖子都废了，还挣不了几个钱。说出去丢人。”她们宁愿去县城商场做导购，或者坐在家里做电商客服——哪怕是同样的收入，后者“听起来体面”。

与此同时，国内平台的内卷进一步加剧。流量越来越贵，利润越来越薄，爆款的生命周期从几个月缩短到几周，再从几周缩短到几天。为了维持生计，一部分小企业开始尝试“外卷”——出海欧美，进驻Temu和TikTok Shop，把山东的草编蒲团卖到纽约的公寓里。但也有人在激烈的竞争中黯然退场。我表兄的网店在2019年就已经赚不到什么钱了，他创业之前在深圳打工的那家玩具厂也在中美贸易战的压力下将厂房外迁至越南，无奈之下表嫂只好去镇上餐馆端盘子补贴家用。

两个故事——一个来自北京的播客间，一个来自东部乡村的淘宝店——看似毫不相干，却从不同的空间讲述了这个内卷时代创业打工人的生命体验。

2023—2026：创业打工人的两次转身

“创业打工人”这个中文概念提炼于本书的英文原版The Labor of Reinvention: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New Chinese Digital Economy。这个看似矛盾的词组，实则指向了当代中国劳动形态的一种结构性张力。

一方面，“创业”意味着自主性、风险承担与向上流动的可能，承载着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个人奋斗与财富积累的想象；另一方面，“打工人”则指向被雇佣、被管理、缺乏保障的劳动状态，是平台经济与灵活就业时代对普通劳动者处境的自嘲式命名。将两者并置，并不是修辞上的反讽，而是对一种正在扩张的劳动现实的概括。

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论述的，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创业”逐渐从一种少数人的经济活动，转化为一种被普遍化的生存策略与治理逻辑。在这一过程中，“创业者”与“劳动者”的界限日益模糊：自雇、灵活就业与平台化生产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个体被要求以“微型创业者”的姿态进入市场，主动承担原本由企业或国家分担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在这个意义上，“创业打工人”指的正是这样一类劳动主体：他们既不是稳定雇佣关系中的传统员工，也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资本拥有者，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夹层位置。他们需要像企业家一样不断自我投资、经营自身，将文化、技能乃至情感转化为可变现的资源；但与此同时，他们仍然深受平台规则、资本波动、市场变幻与制度环境的约束，缺乏稳定收入、社会保障与议价能力。

换言之，“创业打工人”并不是两种身份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在数字资本主义与国家发展主义交汇处生成的新型劳动形态：个体被鼓励以创业的名义承担风险，却在结构上持续处于打工状态。这一概念，正是本书用以理解当代中国数字劳动者处境的核心分析工具。

本书的英文原版发行于2023年，书中的田野调研主要开展于2010年代及2020年代初的几年间。回望这段时间，既是中国数字经济迅猛扩张与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也是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加速重组的历史节点。我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逐步展开。

十余年间，我辗转于中美之间，往返于象牙塔与社会田野之中。在太平洋两岸快速演变的数字产业现场，我试图捕捉那些既具体而细微、又彼此关联的经验片段，并将它们置入更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与社会理论之中加以理解。学术研究于我而言，不仅是对现实的分析工具，也是一种与世界保持张力的方式——在流动与不确定之中，寻找可以被理解、被表达的结构与意义。

在这一过程中，我自身的位置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一名在美求学的中国留学生，逐渐成为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学者。这种跨越并非单纯的身份转换，更意味着观看世界的位置、方法与关怀的不断调整。本书在某种意义上，也记录了这种个人经验与时代变迁之间交织的轨迹。

2023年的世界，与今天相比，已显出几分距离感。

彼时的美国，拜登政府正高举“产业政策回归”的旗帜，试图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与《通胀削减法案》重振本土制造业；彼时的中国，“灵活就业”人口已突破两亿。在经历了几年的高速扩张与随后平台反垄断治理的“一张一弛”之后，中国科技企业——一方面被寄望于推动“硬科技”的自主创新，另一方面又被赋予创造就业、促进社会公平的政策期待——开始在新的约束与机遇之间寻找增长空间。

悄然间，“创业打工人”这个群体正在成为劳动力市场中不可忽视的力量。相较于2010年代中期“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期所想象的那种以机会与上升为导向的创业主体，2023年的“创业打工人”更多是在就业收缩与风险外包的结构条件下，被动地在“创业”与“打工”之间游移：平台提供的是入口与工具，而非稳定的保障与积累路径。曾经困住外卖员的算法，也从技术黑箱转变为公共讨论与政策干预的对象；围绕平台劳动的工伤认定、社保接入与用工责任等问题，亦开始出现零散而不均衡的制度回应。然而，这些调整更多体现为对既有模式的修补，而非对其根本逻辑的改写。

因此，一种看似矛盾的局面逐渐成形：一方面，平台创造就业、技术赋能个体的叙述，在疫情后趋紧的就业环境中重新成为主旋律——大学生返乡做电商，研究生送外卖，“只要肯干，就能自己当老板”的想象被不断强化；但另一方面，这种叙述所依赖的制度前提，已不再是2010年代那种相对宽松、以扩张为导向的市场环境，而是一个在监管、产业政策与社会稳定多重目标下被重新塑形的制度空间。

我在本书英文版的结尾曾写道：2023年前后，中美两国在贸易与科技领域的竞争愈发紧张，但某些政策取向却呈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趋同：中国一方面推进反垄断、整治平台、强调“硬科技”与“绿色能源”；美国则在“Build Back Better”的框架下加强对硅谷的监管，并推动产业政策与社会公平议题的结合。在不同制度与意识形态之下，两种发展路径似乎都在某种程度上，对新自由主义长期以来的扩张冲动踩下了刹车。

然而，短短三年之间，潮水的方向再次剧变。

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进一步滑入一种由右翼民粹、国家主义与科技资本深度缠绕的新政治经济格局。硅谷内部日益壮大的右翼力量与特朗普主义形成新的联盟，人工智能被塑造成维系美国霸权、资本市场与国家安全想象的核心引擎。无论是估值高企却持续巨额亏损的OpenAI，还是被不断神化的生成式AI产业，其意义早已超越单一企业的商业逻辑：它们背后牵动的是芯片订单、云基础设施、资本市场预期，以及养老金、指数基金与国家竞争战略所共同编织的庞大利益结构。AI因此不仅是一项技术，更成为新的金融化叙事与帝国再工业化工程的一部分。泡沫或许可以被质疑，却难以轻易终结，因为维系泡沫本身，已成为体系运转的重要前提。

在中国，另一场沉重的结构性调整则同步展开。曾几何时，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年代里，许多年轻人相信只要足够努力，便能够通过创业、加班或技术跃升实现阶层跨越；而到了2020年代，一些文化现象的流行，折射出这一线性上升叙事的裂缝。然而，也正是在这种结构性收缩之中，新一轮以AI工具为基础的微型创业再次兴起：有人借助生成式AI写文案、做设计、运营电商、制作短剧，也有人在播客、独立咖啡店、自媒体与小规模创意产业中，尝试重组工作、收入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2010年代的“创业打工人”，诞生于平台扩张、资本狂热与技术乐观主义交汇的时代，那么2026年的“创业打工人”则更多是房地产下行、平台成熟、AI普及与风险常态化共同塑造的产物。二者都体现出，在技术变革与资本力量推动下，劳动形态持续灵活化、创业门槛不断下降，而“打工者”与“创业者”之间的界限也日益模糊；但两代人所身处的结构条件与生命感受，却已发生深刻变化。

2023年的创业打工人，仍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着上一轮增长时代的想象：他们愿意用“996”换取期权，相信公司上市、自我升值乃至阶层跃迁仍然可能。他们在中关村的孵化器里熬夜修改商业计划书，在淘宝村的仓库里连夜打包发货，在代购群与直播间中不断回应客户，相信“越努力，越幸运”。

而到了2026年，这种关于成功的宏大叙事已明显褪色。新一代创业打工人更加清楚：平台未必会带来自由，算法随时可能切断流量，AI也可能迅速压低技能溢价。他们未必不再创业，而是不再轻易将创业等同于资本神话或阶层飞升。一个人就是一家公司：用AI写文案、做设计、剪视频、处理客服，尽可能降低成本、提高速度，在不确定中维持生计与弹性。他们或许不再梦想成为下一个马云，而是更现实地希望先覆盖房租、社保与基本生活，再为自己争取一点余裕。

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一代人对劳动与生活关系的理解，反而可能更接近某种后增长时代的自我重构。在大厂与体制化“内卷”之外，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尝试在播客、短剧工作室、创意电商、手冲咖啡馆等更小尺度的空间里，重新搭建与世界、他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他们未必摆脱了不稳定性，却在某种意义上，开始更加主动地追问：当“成功”不再只是上市、买房与财富自由，劳动究竟还能如何承载一种值得过的人生。

而也正是在这种内卷的焦灼、幻灭，以及试图超越内卷的种种摸索之中，一场或许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模式实验，正在中国被重新孕育。

不同于硅谷在金融资本、平台垄断与地缘政治共同驱动下，加速走向“规模至上”的大模型路径——即通过持续融资、堆叠算力、扩大参数规模来维持技术领先与资本叙事——以DeepSeek为代表的一批中国本土大模型企业，则在美国芯片出口管制、算力受限与资本更趋审慎的约束条件下，逐步探索出另一条道路。它们未必能够简单复制OpenAI式“烧钱+堆算力”的模式，而是更强调通过模型压缩、架构优化、工程效率与开源生态，在更低训练成本与更高部署效率之间寻找突破口。换言之，这并非单纯意义上的“低成本替代”，而更接近一种在外部封锁与内部竞争双重压力下形成的“约束性前沿创新”——一种在限制中逼近前沿、在匮乏中重组路径的创新逻辑。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AI的发展并不只是国家产业政策或头部科技企业战略调整的结果，它同样深深植根于更广泛的社会肌理之中：那些分布于电商、出口产品代工厂，自媒体、短剧、设计、教育、零工平台等各行各业的“创业打工人”，长期以来在资源高度有限、竞争异常激烈的环境中，被迫磨练出的草根式效率意识、工具理性与“能省则省、能快则快”的生存智慧，反而为国产AI模型的落地提供了最丰富的应用场景与社会土壤。换句话说，这些原本被视为个体求生策略的“节俭式创新”，正在与中国大模型的发展形成某种意想不到的共振：前者塑造需求场景，后者提供技术基础，共同推动一种不同于硅谷“造神”逻辑的创新生态。

微信自媒体“AI 云海观星社”在一篇名为“ 美国AI造神，中国AI灭神”的长文中提出：如果说美国AI叙事更倾向于不断制造技术神话，将少数超级公司推向近乎救世主般的位置，那么中国的现实则更可能走向另一种方向——不是“造神”，而是某种意义上的“灭神”：即把AI从少数巨头垄断的资本奇观，逐渐转化为可以被更广泛个体、微型企业与草根创业者调用的基础工具。这未必意味着中国模式天然更公平，也不意味着它摆脱了资本与国家权力的深刻塑造；但它的确提示我们，全球AI创新未必只有硅谷式单一路径。

在这一点上，“节俭式创新”（frugal innovation）或许提供了一个值得重新思考的参照。作为源自印度 Jugaad 实践智慧并在2010年代被全球管理学界重新包装的概念，它原本描述的是资源匮乏条件下“以更少资源创造更多价值”的生存与创新逻辑。而今天，在中国这一全球南方崛起与大国竞争交织的特殊语境中，这种逻辑正在被推向新的层次：它不再只是草根个体的应急智慧，也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替代方案，而可能正在演变为一种能够在技术封锁、资本收缩与高强度竞争中重塑前沿创新路径的制度化能力。

这或许正是2020年代中后期中国最值得关注的历史可能性之一：当“创业打工人”的生存策略，与国产AI的技术路线、国家产业政策及全球南方长期积累的资源约束智慧相互交汇，一种既不同于硅谷金融化扩张、也不同于传统模仿追赶的发展模式，正在逐渐浮现。它尚未定型，也充满矛盾，但它提醒我们：未来的创新，不一定只诞生于资本最充裕之处；有时，它也可能诞生于约束密集、竞争残酷、却迫切需要重新发明生存方式的地方。

国家与家庭：创业打工人的两只锚

这本书英文原版的一个核心论点是：理解中国的创业打工人，不能只看个体的选择、奋斗或焦虑，而必须回到塑造这些选择的两个更深层的制度性维度——国家与家庭。

在美国主流的创业神话中，创业者往往被想象成脱离家庭与社会网络的孤胆英雄：一个原子化的个体，凭借天赋、冒险精神与资本支持，以一己之力改变世界。但中国的故事从来不是这样。中国的创业者，很少真正独行。他们始终嵌入国家的政策轨道、资本配置与治理逻辑之中，也深深系于家庭这一最基础却最容易被忽视的再生产单位。

国家始终在场。从中关村早期的“火炬计划”，到清华控股体系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从半导体“大基金”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家从来不只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更是资本的组织者、风险的分配者，以及产业方向的引导者。书中记录的投身加密芯片的海归创业者，之所以能在中美科技战最紧张的阶段逆势突围，不仅因为个人能力或技术判断，更因为国家资本在关键节点上的战略下注。办公室墙上与政府官员的合影，不只是象征性的政治装饰，而是一种现实的信用背书：在中国，它既可能意味着资源、合法性与保护，也意味着与政策周期共振的脆弱性。

然而，国家从不是单向度的扶持者，它同样制造波动、筛选赢家，并在政策转向中重新定义失败。2015年前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曾将无数年轻人、小商贩与技术中介卷入O2O、共享经济与平台创业浪潮；而随后的供给侧改革、平台整顿与城市治理升级，又迅速让大量草根创业者在租金上涨、资本退潮与监管变化中出局。中关村创业大街上的涂，其家谱编纂事业在城市更新与空间整治中被迫清场，散落一地的不只是书页，也是一个时代草根创业者对于向上流动性（upward mobility） 的想象。他后来计划中的自传标题《创业受难记》，恰恰道出了中国创业神话背后的结构性不稳定。

进入2023年至2026年，这种国家在场并未减弱，而是以新的形式进一步深化。随着中美科技竞争升级、生成式AI崛起，以及“新质生产力”被提升为新的国家战略，国家的角色已从“大众创业”的广泛动员，转向围绕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与产业安全展开的新一轮精准组织。多地政府开始推动AI驱动的“一人公司”（OPC, One-Person Company）政策试验：提供算力券、低租金办公空间、闲置产业园改造、模型与数据支持，以吸纳被裁撤的大厂员工、制造新型就业，并将个人创业重新嵌入国家主导的AI发展框架之中。这种模式表面上看似降低了创业门槛，鼓励“一个人+AI智能体”的超级个体，但更深层次上，它也意味着国家正在通过低成本、大规模试验，把个体风险进一步私人化，同时将技术转型、就业缓冲与产业升级整合为一种新的治理工程。换言之，从“双创”到OPC，变化的不是国家是否介入，而是国家如何重新组织个体、技术与风险的关系。

如果说国家构成了创业打工人的宏观锚点，那么家庭则是他们更隐秘，也更沉重的微观锚点。

在W村，我看到电商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业，而是一个家庭生产单位的重组：父亲负责打包发货，母亲承担照料与后勤，妻子做客服，丈夫负责运营，孩子则在仓库一角写作业。所谓“家庭作坊”的数字化，并没有消灭家庭劳动，反而以平台化方式重新调动了家庭内部被低估的情感劳动、照护劳动与代际资源。代购女性也是如此。她们看似拥有了自由职业者的身份，背后却往往依赖父母帮忙发货、母亲照顾孩子、伴侣容忍家庭空间被库存侵占。创业打工人的自由，往往并非真正的个体解放，而是建立在家庭成员之间权力关系的微妙协调和大家庭对个人的托举。

而在房地产下行、青年就业不稳与老龄化加剧的2020年代中后期，这种家庭锚定变得更加关键，也更加脆弱。过去二十年，中国家庭曾通过房产升值、教育投资与代际积累为下一代创业或就业托底；但随着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财政紧张与中产家庭资产缩水，家庭越来越像一个被过度透支的缓冲装置。许多年轻创业者得以进入AI创业、跨境电商或灵活就业，不是因为风险消失了，而是因为风险被重新转移给父母的养老金、家庭储蓄与住房资产。所谓“下行式家庭主义”在今天呈现出更尖锐的现实：资源继续向下一代倾斜，但这种倾斜往往以父辈养老保障的缩水、中年人的多重负债，以及家庭整体抗风险能力的下降为代价。

因此，2026年的中国创业打工人，既不同于硅谷神话中的自由企业家，也不同于改革开放早期赤手空拳的个体户。他们更像站在国家战略转型与家庭再生产危机之间的“超级个体”：一方面被鼓励成为AI时代低成本、高弹性的创新节点，另一方面又必须依靠家庭继续承担新风险。

国家与家庭，依然是他们的两只锚。只是今天，这两只锚既提供支撑，也制造束缚；既可能托举一个人向上，也可能让整个家庭共同承担新时代创新的代价。理解这一点，或许正是理解当代中国创业打工人命运的关键。

为什么要在2026年读这本书？

三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2023年到2026年，可能是中国数字经济史上最跌宕的三年。这三年里，我们见证了AI从“科幻”变成“日常”，见证了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见证了中美从“竞争”滑向“对抗”，见证了“灵活就业”从“补充选项”变成“主流现实”。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出版恰逢其时。它不是在追忆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而是在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以及我们还能往哪里去。

我试图做的事，是将“创业打工人”这一群体历史化。他们不是凭空出现的，不是只有中国才有的特殊现象。他们出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出现在平台资本主义扩张的浪潮中，出现在国家与市场、家庭与个体之间的缝隙里。他们是全球劳动转型在中国的具体化身。

如果说本书最初的写作，是试图捕捉2010年代中国创业浪潮中涌现的一种新型劳动形态，那么在2026年重读这些故事时，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已经终结的历史阶段，而是一种仍在不断变形、却具有高度延续性的结构性逻辑。

过去十余年间，表面的现象确实发生了剧烈变化：从“互联网+”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动员，到平台经济的扩张与整顿；从电商与内容创业的爆发，到人工智能、大模型与“一人公司”（OPC）成为新的热点；从资本狂热到监管收紧，再到地缘政治与技术民族主义塑造的新产业格局。然而，这些变化并未替代本书所揭示的底层机制，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不同形式被不断重申与强化。

首先，“创业作为生存策略”的逻辑并未消退，反而在就业不稳定与技术替代加剧的背景下进一步扩散。从平台经济中的个体商家，到AI时代被鼓励成为“超级个体”的一人公司，从电商卖家到内容创作者与算法劳动者，越来越多的人被组织进一种以自我投资、自我经营与自我负责为核心的劳动体制之中。正如本书所指出的，创业早已不只是少数精英的选择，而成为一种被普遍化的生存伦理与治理工具。

其次，国家、市场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并未被重塑为一种全新的结构，而是在延续中不断调整其权重与形式。国家仍然通过政策、资本与基础设施深度介入创业生态，只是从早期的广泛动员，转向围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性组织；家庭仍然承担着劳动再生产与风险缓冲的关键功能，只是在房地产下行与人口结构变化的背景下，其承载能力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换言之，创业打工人的生存，依然被锚定在国家与家庭这两大制度性力量之间。

更重要的是，本书所强调的那种“介于劳动者与资本之间的夹层位置”，并未随着技术进步而消失，反而在AI与平台化进一步深化的条件下变得更加普遍。无论是电商创业者、代购、平台骑手，还是如今的AI开发者、内容生产者与“一人公司”经营者，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承担着创业者的风险，却缺乏相应的保障与控制权。这种结构性张力，正是理解当代中国数字经济与劳动转型的关键。

因此，这本书并不是在追忆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事实上，这个时代从未真正结束。它所做的，是将“创业打工人”这一群体历史化，揭示其如何在特定的全球与中国语境中被生产出来，并如何在不同阶段不断被重组、放大与再编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书试图回答的并不仅仅是“当时发生了什么”，而是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以及在看似不断变化的表象之下，哪些结构仍在延续，并将继续塑造我们可能的未来。

同时，本书也试图将中国创业打工人的经验放在比较视野中审视。中美两国的创业打工人在2010年代初曾经共享一些相似的期待和焦虑，但到了2026年，他们已经被截然不同的制度环境推向了不同的方向。美国的创业打工人正在被AI加速主义裹挟，成为寡头帝国的燃料；中国的创业打工人则在极度内卷中练就了节俭式创新的本领，以“一人公司”等新形式在缝隙中求生。他们的命运，折射的是两国发展道路的分岔。

葛兰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写下那段著名的话时，他所描述的“间隙期”同样适用于我们当下的处境：

“危机恰恰在于，旧的事物正在死去，而新的事物无法诞生；在这个间隙期，各种各样的病态症状出现了。”

旧的工作方式在消亡——终身雇佣、铁饭碗、清晰的职业阶梯，这些20世纪的遗产正在快速退场。新的工作方式在摸索——零工、平台、AI辅助、一人公司，它们承诺了自由，却带来了不稳定性。旧的保障体系在崩溃；新的保障体系远未建立。

在这个间隙期，焦虑、倦怠、内卷、躺平、孤独、意义的迷失……这些“病态症状”充斥了我们的生活。

但也正是在这个间隙期，“创业打工人”出现了。他们既是被挤压的受害者，也是主动的探索者。他们承受着这个时代最沉的压力，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这个时代。他们没有等待国家或企业的拯救，而是拿起手机、打开电脑、学习新的工具，在数字经济的裂缝里种下自己的庄稼。

这本书，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它关于希望，也关于幻灭；关于自由，也关于束缚；关于个体的奋斗，也关于国家和家庭这两只巨大的锚。它试图在宏大叙事与微观经验之间架一座桥，让读者看到——那些被统计数字浓缩为“灵活就业人员”的几亿人，其实是活生生的、有笑有泪的、在不确定中努力求生，在内卷时代探求生命意义的普通人。

2026年4月

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多佛市

（本文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新书《创业打工人：中国数字经济时代的个体、市场与国家》的序言，澎湃新闻经作者和出版社授权刊发）

注释：

有关下行式家庭主义，参见：王芊霓 实习生 黄羽婷，中国家庭结构的新脚本， 澎湃新闻，2019，1月23日，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972438?commTag=true

云海观星社，美国AI造神，中国AI灭神， 2026年4月11日， https://mp.weixin.qq.com/s/z5hjFEATN7gVCWihkGVyyg

Navi Radjou（纳维·拉朱）与 Jaideep Prabhu（贾伊迪普·普拉布），《Frugal Innovation: How to Do More with Less》（London: Profile Books, 2015）

关于OPC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参加：Viola Zhou，China is mobilizing thousands of one-person AI startups, 2026年3月18日， https://restofworld.org/2026/china-ai-one-person-companies-incentives/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狱中札记选》，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Quintin Hoare 与 Geoffrey Nowell Smith 编译（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页276

张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