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7日上午，三星电子2026年劳资临时协议的投票正式结束。

表面上看，这几乎是一次毫无悬念的胜利：在拥有投票权的六万五千多名工会成员中，投票率高达95.5%，赞成票超过4.6万张，协议以73.7%的支持率顺利通过。一场撼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罢工危机，似乎就此化解。

由于韩国施行“复数工会制度”，三星电子旗下共有三家工会：超企业工会、全国三星电子工会、同行工会。当上述计票数据被拆解到不同工会时，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浮现了出来。

拥有超过57000名投票者的最大工会“超企业工会”投出了高达80.6%的赞成率，用绝对的人数优势主导了最终结果。而第二大工会“全国三星电子工会”，7000多名投票者中仅有21.1%的人投下赞成票，近八成成员明确反对同一份协议。

这近乎镜像的撕裂还不是全貌。第三大工会“同行工会”由约13000名来自智能手机、电视和家电部门的员工组成，他们在投票前就退出了联合谈判，并以“被排除在投票之外”为由向法院申请了禁止投票的临时禁令。

同一份劳资协议，为什么在一个工会眼中是可以接受的妥协，在另一个工会眼中却不可接受，甚至还有工会觉得根本没有资格参与表决？而在韩国普罗大众眼中，为什么三星员工的这场罢工不仅不值得支持，甚至惹人反感？

答案藏在投票箱之外，藏在三星电子那份惊艳得令人眩晕的财报里，也藏在AI时代企业利润洪流与普通员工分配、科技巨头与社会大众获得感之间的巨大落差里。

同行“刺激”

这次劳资冲突的根源，从来不是一次简单的加薪诉求，表层是“分多少”，深层却是“怎么分”。

2026年第一季度，在AI算力需求的超级驱动下，三星电子交出了营收133.9万亿韩元、营业利润57.2万亿韩元的成绩单，利润同比暴增756%。其中，负责半导体的DS部门以94%的利润贡献度，几乎凭一己之力撑起了整个三星帝国。

三星电子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 三星电子官网

然而，按照公司长期执行的超额利润奖金制度，员工绩效奖金上限被牢牢钉在年薪的50%。也就是说，当公司利润踩着AI浪潮成倍翻滚时，一线员工的实际收入被一道制度的天花板挡住了。

与隔壁SK海力士的奖金一对比，这种落差就更加难以忍受。

从行业视角来看，当前三星与SK海力士之间的差距，绝不是简单地用“行业景气波动”这一宽泛理由就能解释清楚的。

三星体量远超SK海力士，但在AI芯片这个赛道上，SK海力士凭借提前押注HBM（高带宽内存）占据了先机，与英伟达深度绑定。2026年一季度，SK海力士营业利润同比暴增405%。据投行预测，若业绩如期增长，SK海力士员工人均年奖金有望飙升至6.7亿至12.9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12万至610万元）。更引人注目的是，这家公司的奖金制度史无前例，2025年9月，SK海力士与工会达成协议：将年度营业利润的10%全额划入员工绩效奖金池，废除“奖金不超过基本工资10倍”的封顶限制，有效期长达十年。

SK海力士高奖金带来的社会冲击，不只停留在经济数据层面，更以高度“接地气”的方式重塑韩国民众的评价认知。在韩国婚恋市场上，SK海力士员工已从“普通上班族”升级为“顶级择偶标准”。当地婚介公司直言，市场明显更青睐那些实际收入远高于传统专业人士的芯片工程师。有韩国综艺节目调侃：一件印有SK海力士标志的工装马甲，几乎成了“行走的钱包”。此类社会评价反映了社会对职业和价值的重新定义。

三星超企业工会算过一笔账：若不改变计算方式，三星员工今年的绩效奖金可能只有对手SK海力士的八分之一。这不是攀比，而是实实在在的人才流失焦虑，是眼看着同事被高价挖走的刺痛。

尤其是，在最关键的AI芯片细分领域——高带宽内存（HBM）市场，三星的市场份额仅为17%-22%，远远落后于SK海力士的57%-62%。三星在NAND闪存市场的份额也在持续下滑，与SK海力士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核心人才的流失加速，更将导致在长期竞争中陷入更加被动局面。而企业层面的利益损失，可能会进一步压缩个人收益增长。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星的劳资冲突至少可追溯至两年前。

2024年7月，三星发生公司自成立以来的首次罢工，约6000名员工参与。此后虽经多轮协商，双方于2025年2月达成加薪5.1%的协议，包括基础工资增长3%、绩效增加2.1%以及向员工发放30股三星股票，但这一协议仅换来了短暂的表面平静。

2024年7月8日，在韩国京畿道华城市的三星电子工厂前，“全国三星电子工会”举行总罢工动员大会。 韩联社

2025年11月，三星多个工会组建联合谈判小组与管理层进行工资谈判，彼时三星管理层提出一份方案：允许工会从营业利润的10%中提取超额利润激励资金，加薪6.2%，并提供20股股票及改善长期服务假等福利。但工会坚持要求取消50%的奖金上限，将利润分成比例提升至15%且不加封顶。谈判就此彻底陷入僵局。

历时约三个月后，双方于今年2月19日宣布谈判破裂。3月18日，66019名工会成员投票，93.1%支持罢工，这场韩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电子产业劳资对决正式拉开序幕。

值得指出的一个关键信息是：工会的谈判语言已经从“争取利益”转向“计算损失”，即通过让对手看到共同的“潜在损失”，倒逼对方回到谈判桌。

据韩媒披露，双方曾一度接近达成协议：公司拟将营业利润的13%作为奖金发放，人均约34万美元（约240万人民币），然而管理层明确拒绝将这一比例写入长期协议，坚持定性为一次性奖金。这一细节揭示了双方分歧的本质，员工要的不是一笔安抚金，而是一个可预期、可持续的分配制度。

但深层的症结在于部门之间的“奖金鸿沟”。此次通过的临时协议，彻底暴露了多元化企业内部利润分配的残酷分层。而韩国施行的“复数工会制度”，也是引发本次事件的导火索之一。

不患寡而患不均

韩国的“复数工会制度”是指在同一企业或经营场所内，允许劳动者自由设立或加入两个以上工会。该制度的核心法律依据《工会及劳动关系调整法》，自2011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而在此之前，韩国长期禁止同一企业内存在多个工会，以维持劳资关系的稳定性和工会的代表性。

这一转变，让三星电子这家长期以“不设立工会”或“弱化工会作用”为铁律来提高效率的企业，也不得不迎来多家工会入驻的局面。

当然，复数工会带来的最大现实难题，是如何处理与使用人之间的团体交涉。如果每个工会都单独交涉，不仅增加使用人的负担，还可能导致劳动条件因工会不同而各异，引发工会之间的冲突。为此，韩国法律又规定，同一企业内所有工会须通过协商窗口统一化程序，确定代表交涉的工会。

三星电子旗下有三家大规模工会组织：超企业工会、全国三星电子工会、同行工会。本次组织罢工及谈判的是超企业工会，作为三星电子最大的工会，约有7万名成员，其中约90%的成为为半导体（DS）部门员工。

根据此次协议，存储业务的员工有望拿到最高6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70万元）的税前绩效奖金；代工和系统LSI部门的员工大约能获得2.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95万元）；而最边缘化的DX（设备体验）部门，也就是制造智能手机、电视和家电的员工，仅能得到约6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7万元）的公司股票。

这一巨大鸿沟，导致大量其他部门员工在投票前夕退出超企业工会，集中加入以非半导体部门为中心的同行工会和全国三星电子工会。结果，同行工会会员从约2200人激增至约12800人，全国三星电子工会也从约16000人增加至约19000人。

同时，同行工会和全国三星电子工会展开否决协议的联合运动，部分员工在胸前佩戴黑丝带以示抗议。企业内部论坛也有大量反对声音，认为上述方案明显偏袒存储部门，同行工会甚至退出协商窗口，转向法律路线，通过法律程序要求法院支持撤回超企业工会达成的提案。

所以，5月27日的投票结果只是止痛，远远达不到治愈。73.7%的总体赞成率，掩盖不了另外两个工会中一个八成反对、另一个干脆被排除在外的残酷事实。

在这份协议中，一百倍的奖金差距，标注的并不是谁比谁更努力，而是谁恰好站在了AI浪潮的风口，而谁又被留在了传统消费电子增长乏力的境地。“同在一个三星，命运判若云泥”的感受，远比绝对薪资的数字更伤害组织的根基。

5月20日，韩国三星电子超企业工会主席崔承浩（右）与三星设备解决方案事业部人事部负责人兼公司首席管理谈判代表吕明九（左）在达成初步薪酬协议后合影留念。路透社

笔者最近和几位在三星电子不同部门工作的友人深聊时，也能明显感受到，企业内部对罢工绝非铁板一块，部门间的温差远比外界想象得大。

一位友人就职于MX事业部门，负责智能手机与相关设备的生产，该部门仅次于半导体事业部门，同时也是同行工会的高级成员。在他看来，这场罢工签下的协议直接成为以贩卖其他部门利益换取自己利益的“马关条约”。

他的语气里更多的是无奈与疏离，“这次工会的主战场在半导体，我们这边连讨论群都很少有人说话。”他认为，智能手机团队常年处在与苹果、中国品牌的贴身肉搏中，新品发布周期不容任何闪失，大家更怕罢工耽误上市节奏，影响自己下一步的业绩考核。

他甚至提到，身边有同事抱怨，半导体前些年没这么景气，如今AI时代的到来让他们站上了风口，但AI不只需要半导体事业部门，不能由他们独占奖金，所以这些同事认为，在面对内部协作时“消极怠工”，给自私的其他事业部颜色瞧瞧。他自己虽然并不赞成这种想法，但十分支持通过法律手段对这份协议进行干预。

不过，在笔者接触的一些三星电子员工中，并非都如此“义愤填膺”。另一位就职于家电部门的员工则佛系很多，这个部门刚刚经历撤出中国市场事件，在他看来，如果罢工仅停留在短期的象征性行动、能促成谈判调整僵化的薪资体系，他们就乐见其成；可一旦拖成持久战、损害到公司与品牌利益，他们就倾向于快速收手。这种摇摆心态，使得家电部门出席集会的人数总是“一次比一次少”。

据韩媒报道，财富骤增的韩国芯片从业者正疯狂抢购豪华跑车。有豪车经销商反映，前来选购高端跑车的三星电子与SK海力士员工人数大幅增加，“过去一个月里，我们每天都能接到几十个咨询电话。进店的顾客大多来自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看1亿韩元（约合45万人民币）以上豪车的人明显变多了。”

这一趋势在互联网同样得到印证，谷歌韩国搜索趋势显示，近期“法拉利经销商”这一词条的搜索热度飙升。韩国《经济日报》称，围绕这两家半导体巨头即将发放巨额绩效奖金的讨论，正在韩国社会引发广泛关注，甚至出现“奖金刚到手就去签保时捷合同”的说法。

而在半导体部门工作的友人，则在电话中告诉笔者，他刚开始听说奖金时，确实也搜过保时捷4S店，不过后来听了妻子的规划后，还是决定将这笔钱用于家庭，“最后决定先用这笔钱买一套房子，脱离租房的不安全感，然后给孩子出钱留个学，看看能不能脱离韩国内卷的教育，剩下的钱就送给两家父母，让他们出去玩玩吧，这么算下来钱也用的差不多了。”

多方厮杀，分歧难平

除了部门之争，更关键的是，劳资双方的争执本质上不仅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还有游戏规则该不该永久改变的问题。

工会坚持要求取消奖金上限，将公司年营业利润的15%注入员工奖金池，并把这些写入制度。而三星管理层一度只同意给出一次性特别奖金，拒绝永久改变利润分配逻辑。企业的理由是明确的：接受这些要求将违背“有成果才有回报”的经营原则，并挤占未来研发与建厂的再投资空间。

一场罢工投票的背后，真正被摆上桌面的是：AI时代的巨额红利，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分配给创造它的劳动者，又该保留多少用于资本回报和未来的赌注？在韩国现有大企业主导的经济体制之下，这个问题从未被如此锋利地提出来过。

在股东与法律层面，协议宣布后，代表股东的韩国股东行动本部在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住所前举行抗议活动，指责协议"违法"，声称协议若获得批准将申请禁止令。这与韩国企业长期吝啬于向个人股东发放分红，并在公司核心业务壮大后倾向于分离公司的惯例，长期影响韩国散户的价值投资有着密切关联。

目前，代表三星电子部分少数股东利益的团体ACT，已获三星电子同意查阅和复制股东名册，股东团体计划此后要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申请暂停协议效力的临时禁令及确认协议无效的诉讼。即便工会表决通过，后续法律博弈仍可能带来不确定性。

在股价与市场层面，协议在罢工前最后一刻达成的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次日上涨逾7%，市场对芯片生产中断的担忧明显降温。

但是，罢工期间导致晶圆代工、测试封装板块怠工现象蔓延。这两大环节正是高带宽内存（HBM）后端封装与检测的核心工序。例如，封装测试一旦受阻，将直接冲击三星为英伟达新一代AI加速器供货的HBM4产能。

韩国经济和全球产供链打了个寒颤

此次三星罢工事件，影响还不只停留在半导体产业。

三星电子对韩国经济的意义，决定了这场风波的余震远远超出工厂围墙。三星电子一家企业，占据韩国出口总额的近23%、股市总市值的26%，其营收大约相当于整个国家GDP的12.5%。其中，三星半导体更是占到韩国出口的35%。韩国媒体曾测算，半导体出口每减少10%，韩国GDP就将萎缩0.78%。

一个国家被一家企业如此深刻地定义，是企业荣耀，也是国家脆弱。据业内估测，若三星罢工成真，经济损失最高可达667亿美元，在最坏情况下足以抹去韩国全年GDP预估增长的0.5个百分点。正因如此，三星罢工危机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国家级经济事件。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公开示警，国务总理召开紧急会议，总统李在明本人亲自呼吁双方克制。

2026年5月17日，韩国国务总理金民锡就三星电子工会的罢工计划发表谈话。 韩联社

但罢工危机只是摁下了暂停键，根本性的制度矛盾纹丝未动。只要半导体部门继续一骑绝尘，而其他数万员工持续被利润分配边缘化，三星电子内部已经生长出来的裂隙迟早会再次破土而出。对韩国经济而言，“三星依赖症”的系统性风险，比任何一次罢工都更值得警惕。

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也打了一个寒颤。三星是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制造商，其DRAM和NAND闪存深入AI服务器、云计算中心、智能手机和汽车电子的每一寸肌理。一旦供应出现波动，全球科技产业的连锁反应不可想象。

事实上，AI芯片龙头英伟达曾对三星罢工可能造成的良率下滑和交货延迟表达担忧，甚至考虑过拒收罢工期间生产的产品。韩国美国商会也发表声明警告，任何重大的生产中断都可能加剧全球存储芯片的供应瓶颈、价格波动和采购不确定性。在一个地缘政治如此紧绷的世界里，关键零部件供应高度集中在少数几家韩国企业手中，本身就是供应链最危险的结构性软肋。

对中国而言，这一幕的警示再清晰不过。供应链安全从来不仅仅是成本计算，而是国家安全的底线。近年来，长江存储在3D NAND闪存领域的稳定量产，长鑫存储在DRAM领域的关键突破，虽然还未达到完全替代三星与SK海力士的程度，但也足以在全球供应紧绷时为国内产业链提供重要缓冲。三星罢工风波从反面证明，半导体自主可控从来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题。

罢工背后：AI利益如何重新分配

三星罢工、海力士分红扯出的众生相，让韩国社会开始思考AI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

5月11日，韩国总统府政策室长金容范在个人社交媒体上提出“公民红利”（或称“国民红利”）构想。很明显，这是在呼应AI爆发背后的社会分配公平这一宏大议题。

AI推动科技巨头空前繁荣，而经济增长的红利高度集中在少数头部企业和资产持有者手中，因奖金分配不均引爆三星电子员工的大规模罢工及内部嫌隙。普通韩国民众不仅获得感不强，反而还要面对AI可能导致的工作岗位替代焦虑和分配失衡的不满。

资料图：韩国总统府政策室长金容范

基于此，金容范提出的“公民红利”构想包含三大核心内容。

一，并不是均分企业利润，而是合理利用“超额税收”；构想的资金来源，是AI产业繁荣带来的超额税收，而非对企业利润征收新的税种。

二，应对结构性转变，建立新契约；核心逻辑是认可韩国经济正从周期性出口模式转向能持续产生超额利润的“技术垄断经济”，主张建立“新社会契约”，让全民共享国家产业基础繁荣的成果。

三，强调国家基础贡献，提供多元用途；强调企业成功离不开国家长期投入的产业基础，所得红利可用于青年创业资金、农村基本收入、艺术家支援、强化养老金或AI转型教育基金等，应用途径广泛而非仅仅现金发放。

金容范通过个人社交媒体率先提出这个构想，虽然不是以政府文件或声明的形式发布，但由于他本人的身份，使得这个构想刚发布便引发市场强烈反弹，也遭受到来自资本市场、核心企业的压力。最终，青瓦台也不得不出面表态，这只代表金容范个人意见，短期内转化为立法或强制性政策的可能性较低。

然而，正如韩国电视台在新闻评论时提到的那样，“科技企业的高额利润，高质量的数据来自民众”，韩国舆论确实有强烈意愿将AI时代的财富分配问题提上政策讨论议程，并试探性地提出解决方案。

一面镜子，照出众生相

综上所述，三星罢工危机背后其实缠绕着四个层面的症结：

第一，“同患难不能共富贵”的利润分配困局亟待破解。三星半导体业务过去在行业低迷时经常需要其他部门“接济”，如今AI驱动的存储器景气周期来临，利益分配机制却引发剧烈内部冲突。正如业界人士所言：存储器工人获得最大份额，是源于能力更出色，还是仅仅在AI革命中占据了正确的位置？如何公平分配巨额利润，不仅关乎三星，更是一场全球性议题。

第二，“营业利润N%”模式可能加剧行业两极分化。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的分配模式，很可能在韩国产业界加速推广，并加剧企业间的薪酬差距。除了半导体、造船、军工、电力器具等景气行业外，多数行业难以复制此类模式，各行业要求额外发放绩效奖金的呼声恐将日益高涨，从而进一步拉大劳动市场两极分化的鸿沟。

第三，劳资和谐需建立常设沟通机制。从其他韩国企业的经验来看，韩国的工会具有劳动法赋予的团体交涉的权力，但这导致劳资间的矛盾频发，因此有必要成立常设沟通机制，在矛盾发生时通过外部专家组成的仲裁机构进行合理调解。此外，由绩效奖金差距引发的“员工之间矛盾”，同样是三星电子以及所有多元化经营的企业需要直面的核心课题。

第四，此次事件将“利润分享权”的边界问题摆上台面。股东方面主张业绩奖金的决定权属于股东，要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协议效力，工会则认为利润分享是劳资集体谈判的合理范畴。这一冲突预示着，在AI时代利润高速集中的产业中，资本与劳动的分配边界之争将进一步激化，韩国乃至全球的大型科技企业都需要为类似的利益再分配博弈做好准备。

本质上，在这次罢工过程中，劳资之间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的矛盾叠加：表层是巨额利润下员工的获得感缺失，诉求利益再分配；中层是与SK海力士的薪酬落差造成人才外流，员工要求市场化的价值重估；深层是半导体事业部门（DS）与DX部门的利益撕裂，暴露多元化企业在利润分配上的结构性困境。而管理层不愿改革制度的做法，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三星电子而言，能否从这次危机中学会重构一个更公平的价值分配机制，不仅关乎这家全球巨头的未来航向，也将为全球半导体产业稳定格局写下注脚。

对韩国社会而言，AI时代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财富洪流，但分配的裂隙正在从传统的劳资之间，蔓延至企业内部的部门之间，更延伸到全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个古老命题在21世纪的高科技无尘车间里激起了新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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