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OpenAI完成改制、马斯克诉讼被法院驳回、美国又以“赢得AI竞赛”为名推动新一轮算力和政策动员时，一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人工智能究竟是一项应由公共使命约束的技术，还是一门必须依靠资本快速扩张的生意？从表面看，OpenAI仍反复强调“造福全人类”，非营利基金会也保留着对营利实体的控制权；但从微软股权、巨额算力合同、潜在IPO到华盛顿游说，一个更残酷的真相已逐渐浮出水面： AI治理的争议，早已不只是技术安全问题，而是资本、组织形式与政治议程的重新分配。

在本文中，复旦大学学者银培萩和杨绣祯从OpenAI这个典型案例出发，剖析三个问题： 一是“有效利他主义”与“有效加速主义”如何分别代表AI治理中的谨慎派与市场派； 二是OpenAI从非营利组织到营利化扩张，如何暴露技术精英与资本力量之间的路线分歧； 三是当国家介入AI治理之后，企业内部的战略争议如何升级为利益集团围绕政策、监管和未来技术议程的权力斗争。

文章揭示的几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为什么强调非营利身份的OpenAI，在ChatGPT爆火后又急欲撕掉这一标签？为什么奥尔特曼的回归不仅是一次公司人事风波，更像是资本方对技术治理路线的一次校准？“非营利”是否等于公共利益？“商业化”是否只以逐利为目标？二者是否都可以成为精英争夺合法性、控制权和政策话语的工具？读完这篇文章，再看OpenAI改制、马斯克诉讼、AI游说和各国监管竞赛，就不会只停留在“硅谷内斗”的热闹表面，而能看到AI时代真正隐蔽、也更关键的那条线： 谁有资格决定未来技术以什么速度、按谁的利益、在什么边界内向前推进。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转发此文，本文原刊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

人工智能的营利与非营利之争

——OpenAI案例的过程追踪

文｜银培萩 杨绣祯来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 图源：Gallup

1 OpenAI内斗：AI该服务资本，还是服务社会？

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与高速发展，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社会转型成本。卡尔·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指出， 新生产力出现后，市场会产生脱离社会关系束缚的动力，与此同时，人类会寻求各种方案，避免市场与社会关系的“脱嵌”。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再次面临这种局面，算法的资本权力凭借其机器优势、架构优势、嵌入优势，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的全新重构。生成式人工智能 （以下简称“AIGC”）有望带来生产力的新繁荣，但其不可预测性引发了人们对隐私、安全、公平甚至民主的担忧。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都在研究、制定对人工智能进行治理的文件。截至2024年4月，已经有约75个国家公布了自己的人工智能战略。从2023年的七国集团峰会、英国主办的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到2024年联合国通过的第一项关于人工智能的独立决议，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焦点之一。除了国家和多边主义机构，多元化非国家行为体也参与到了人工智能的开发、应用以及管理过程中，形成了利益争夺和权力博弈形态。

少有人注意到， 研发出第一个里程碑式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ChatGPT的OpenAI并非商业机构，而是一家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是利润不得用于股东或个人利益分红的组织。在历史上，资产阶级很会利用非营利组织来解决经济发展的负外部性问题，以缓和社会矛盾。鉴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颠覆性，OpenAI团队在创业阶段就将组织注册为非营利组织。然而，由于成本的上升这一路线没有坚持多久，新旧精英的裂痕就暴露出来了。OpenAI团队分化为新旧两派精英，萨姆·奥尔特曼的立场向旧精英靠拢，主张走商业化和营利路线，而董事会的其他创始人和技术管理层的新精英坚持非营利取向。2018年，作为创始人之一的埃隆·马斯克与OpenAI分道扬镳，理由是他拒绝引入外部投资，反对人工智能技术商业化。2023年11月，奥尔特曼戏剧性地被董事会解雇，然而短短几日后便在投资方的支持下重新回归。目前，微软作为最大股东仍然在推动OpenAI的营利化。

这一引发OpenAI企业内部斗争的事件，集中体现出一个核心问题——人工智能到底该以营利还是非营利性的路线进行发展。本文试图透过OpenAI的案例，分析话语争议背后的本质，以及它所折射的数字资本主义转型期新旧精英的权力斗争。

2 话语之争：慈善资本主义的嬗变

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后果的不确定性，出现了两种关于人工智能治理的话语： 有效利他主义与有效加速主义。前者担忧人工智能技术的后果，主张以非营利原则来约束技术进步的负外部性；后者则对资本与技术的结合持乐观态度，认为营利性的商业逻辑可以激发人工智能技术的活力，最终惠及社会。这两派观点体现了私营部门精英治理社会问题的慈善资本主义理论的嬗变。

慈善资本主义的概念兴起于21世纪初，是指运用私人财富和商业逻辑来经营慈善事业、解决社会问题。慈善参与社会问题的治理并不新鲜，在资本主义国家还受到鼓励，是一种私人力量缓和社会矛盾的“镇痛剂”。而马修·毕晓普指出， 慈善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是“用商业的方法做慈善”，也就是考虑投资回报比。慈善资本主义强调慈善事业中公益性愿景与市场化策略的结合，为非营利事业中的营利思维提供了理论解释。它一般使用存量资金，但比传统的慈善形式更以结果为导向，因此也被称为“慈善风险投资”。遵循慈善资本主义理论的精英一般采取“先营利，后非营利”的实践路径，把营利性活动中得到的财富以商业逻辑投入慈善。然而，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意味着数字资本主义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机器的应用从工业生产领域向日常生活领域延伸，扩大了资本主义的负外部性，也使慈善资本主义的理论发生嬗变。

有效加速主义维持了慈善资本主义的框架，加强了对资本与技术结合的信心。有效加速主义者认为，市场推动有效创新，资本主义的力量不应该受到制约，而应该被发挥到极致。该理论的前提是深信技术保留私有制属性会激励创造性发挥和技术进步，例如，专利制度为知识进步提供了持续的动力。私人产品是一般生产要素供给者通过市场经济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效用上的可分割性、消费上的竞争性和受益上的排他性。雷·库兹韦尔定义的“加速回报定律”认为：技术进步往往会自我滋养，从而进一步提高进步的加速度，确保技术资本的螺旋式上升永远持续下去。有效加速主义普遍对技术的发展持乐观态度，甚至认为“后人类”物种是生命进化的方向，人类应该用科技从根本上改变人类。人类与机器的融合将形成一个“技术资本奇点”，即最大化利用宇宙能量实现“宇宙意志”。有效加速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技术乐观论，加强了慈善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

有效利他主义挑战了慈善资本主义的逻辑。作为2010年前后兴起的一场哲学和社会运动，有效利他主义体现了技术悲观论的思想，核心关切是“利用有限资源去帮助他人”。这派观点认为，世界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但解决社会问题的资源是有限的。有效利他主义者提倡一种不同于慈善资本主义的方法： 不进行大胆的风险投资，而是利用证据和推理确定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做最有益的事情，然后根据谨慎的调查与明确的目标采取行动。有效利他主义者的研究领域包括确定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及其被忽视的程度、寻找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及其预防方法、权衡动物或后代的利益与现存人类的利益等。作为一种蓬勃发展的社会运动，有效利他主义者通过向运作有效的慈善机构捐款、推进全球卫生与发展项目、倡导对全球问题有影响的政策等措施发挥影响。有效利他主义概念在提出后得到了迅速的传播，成为硅谷科技精英圈子的流行意识形态，衍生出长期主义、未来主义、人工智能风险等分支思想。分支之一的长期主义者认为，人工智能对当代人类及后代子孙都有巨大的影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决定了未来的人类是会遍布整个宇宙还是被彻底摧毁，因此必须对人工智能持谨慎态度，在非常确定的前提下进行发展。他们认为应该加强对人工智能公司的监管、放缓人工智能实验，并主动帮助领先的人工智能实验室组建“对齐人类价值观”的研究团队，致力于降低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威胁。

简而言之， 慈善资本主义倡导的“非营利”是一种无限推崇自由放任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论，认为商业逻辑是解决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后果的最佳手段。有效加速主义沿袭慈善资本主义，鼓励商业逻辑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而有效利他主义质疑了慈善资本主义，希望贯彻非营利原则来约束技术的发展。这两派观点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仍主要停留在精英的话语层面。本文将从精英权力斗争的视角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

3 权力之争：OpenAI案例的过程追踪

有效利他主义与有效加速主义之间看似是话语之争，实则体现了新旧精英的权力之争。争议的本质是，商业逻辑应该在多大程度上统摄人工智能技术未来的发展？主导人工智能技术和资本的新旧精英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2023年OpenAI管理层发生的冲突，是观察新旧精英分歧与斗争的典型案例。早期，OpenAI研发出的产品ChatGPT展现出了巨大的市场价值。随着人工智能对社会生活和国家安全的颠覆性影响一步步显现，当国家介入人工智能的治理时，这场斗争从一家公司的路线之争演变为新旧精英及其背后利益集团在政治场域的话语和权力之争。

（一）新旧精英的分化

精英的关系往往是既团结又斗争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层内的精英有相似的利益和思考方式。赖特·米尔斯把精英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军事精英，研究他们之间如何协作。对于被统治阶层而言，精英确实是团结的。可是涉及内部利益和权力分配时，精英之间又充满了派系分化和斗争。理查德·拉克曼认为，精英团体之间的权力竞争是政治的主要剧目。根据拉克曼的标准，精英团体“占据一类独特的组织机构”，有能力从非精英的社会群体手中剥削资源。反之，依附于其他精英的组织机构，在剥削下层资源的过程中被其他精英所排斥或边缘化，则不构成一类精英团体。各级拥有土地的贵族、教会高级神职人员、城市新兴贵族和专制君主等，都是在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前的精英团体。资产阶级是一种或几种相当晚近的精英，其内部有各种细分。技术的进步、生产资料的多元化加剧了精英的分化与斗争。例如，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制造业精英和金融精英的利益存在差异化。而资产阶级要想长久维持其财产的安全，必然要参与政治生活，精英集团斗争最终演化为政策话语斗争。

本文定义的新精英是从数字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积累资本的精英，即科技公司中凭借技术而获得资本的“新富阶层”。旧精英是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之前控制一类经济机构的精英。一方面，旧精英充当新精英的赞助者，靠投资新技术来实现资本增殖；另一方面，新精英获得资本后，利益和立场、思想与行为也会逐渐向旧精英靠拢。然而，这个过程如果发生得过快，新旧精英的权力争夺还未完成，矛盾就会十分突出，因为双方都想掌握未来关于技术的主导权。人工智能就是一种快速带来新旧精英分化的技术，它被广泛应用于金融、医疗、教育甚至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同时，也带来了新旧精英的利益冲突。一部分掌握技术的新精英已经成功获得企业的股权和部分管理权，与主要投资方的旧精英相比，他们在管理层的话语权弱小。旧精英虽然拥有企业管理权，在技术业务上又不得不考虑新精英，双方形成了大体势均力敌的局面。

OpenAI的案例展示了新旧精英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进程中的斗争。在许多人的印象中，OpenAI与其他初创型科技公司没有什么不同。实际上，它最初注册的形式是非营利组织。新精英是这一时期主导人工智能发展的力量，他们对人工智能开发的思路是营利和非营利同步进行，这样可以排除旧精英对业务有过多的控制。从OpenAI的案例来看，新旧精英争夺人工智能的主导权的斗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新旧精英是合作关系，在市场中推动技术到产品的价值变现。第二阶段，双方在商业战略上产生分歧，新精英想让人工智能保留非营利属性，这一取向在ChatGPT研发成功之前基本得到了有效执行。但随着ChatGPT巨大商业价值的显现，同类竞争更加激烈，旧精英开始要求完全按营利路线来发展人工智能。第三阶段，精英斗争上演为政治场域的话语斗争——人工智能作为颠覆性技术，其社会风险与挑战日益明显，政府考虑制定治理方案。于是，新旧精英都想在制定治理方案中施加影响。人工智能领域的权力斗争说明，政治影响是慈善活动的一种“副产品”，因为非营利组织的合法性和权威在民主政治和全球治理的议程中越来越受重视。仅仅从社会责任来解释资本主义精英投身慈善活动的动机是不够的。

（二）技术主导阶段：营利与非营利同步

在第一阶段，新旧精英的目标是一致的，新精英甚至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对于旧精英来说，优质技术项目是“稀缺的乙方”，市场中还有许多寻觅投资机遇的“甲方”。对于新精英来说，资本的前期投入有重要影响，与此同时，站在技术前沿的新精英敏锐地意识到人工智能技术的潜在伦理风险，希望以市场化的方式经营非营利组织，确保技术研发成果有益于全世界或全人类。旧精英与新精英在这一阶段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资本—技术同盟。

之所以会产生“营利还是非营利”这个问题，始于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的潜在风险。人工智能的概念最早于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被提出，用于指代能够模拟人类的机器，并主要被区分为符号性人工智能和连接性人工智能。后者通过模仿人类神经网络的连接机制发展人工智能，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主要技术。由于处理能力的限制和资金支持的减少，连接性人工智能的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直停滞不前，直到21世纪，它才随着大数据、云计算、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的发展而取得进展。2015年，Transformer模型架构的提出勾画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未来蓝图。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提高，使人工智能可以嵌入人类的生活与生产，为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带来根本性的变革，其价值不亚于一场新工业革命。但是，人工智能前所未有的连通性、自主性和学习能力以及不透明性，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算法歧视、信息茧房、隐私侵犯、虚假信息泛滥、决策不公平等一系列问题。

基于人工智能这些潜在的威胁，新精英成立OpenAI的初衷是建立一个非营利的人工智能实验室。新精英们意识到人工智能的未来价值，认为拥有最强大的人工智能技术的一方将掌握难以撼动的权力，同时也警惕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新精英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起步时便认为，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的威胁将在未来超过气候变化、人口过剩以及核战争。2016年，谷歌收购顶尖的人工智能研究机构DeepMind之后，马斯克等新晋科技精英担忧谷歌垄断人工智能会导致恶劣后果，于是创建了与谷歌截然不同、不受资本控制的人工智能实验室，通过开放的访问对抗可能存在的恶意人工智能。以马斯克和奥尔特曼为代表的技术理想主义者基于“利用人工智能改善世界”的慈善愿景，把OpenAI的使命确定为“开发安全且有益于全人类的通用人工智能”，在相似的价值观与愿景的指引下，众多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科研人员从科技企业离职加入了OpenAI。新精英以非营利取向来发展人工智能的好处是，它可以不受产生经济回报的需求约束，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它以为全人类创造价值而不是为股东创造价值为主要目标，维护人工智能技术的普惠性与公平性；它的利润压力与竞争压力也比营利组织小，有助于人工智能研究更好地关注对人类的积极影响，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性，也能使研究机构保持自由开放，促进人工智能的共同开发与进步，从而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研究朝着普惠安全的方向进行。

发展人工智能的前提是成功的研发与生产，而OpenAI在成立后一直面临着成本压力与融资瓶颈。2017年初，OpenAI意识到构建通用人工智能将需要大量的算力资源和人才成本。这个成本远远超过了OpenAI在成立时确立的获得十亿美元捐赠承诺的目标，但是截至2019年，只收到了1.3亿美元的捐赠，难以支撑其研发活动。

此后，OpenAI的创始人逐渐分为两派，技术派负责继续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以开发安全普惠的人工智能为目标，致力于其改善世界的慈善愿景；而资本派则负责为OpenAI的研发等活动筹集资金，以融资和营利为主要目标，致力于获得更多资金支持。为了支持进一步研究，OpenAI在2019年成立了一个具有利润上限的营利性子公司OpenAI LP。这并没有改变OpenAI的非营利组织性质，它虽然接受了微软等公司的融资，并对其技术进行商业许可，但投资者只是其有限合伙人而非股东，不具有投票权和OpenAI的控制权，也不具有AGI的知识产权许可，OpenAI LP仍需要受到非营利组织董事会的控制，并以促进全人类的安全和广泛受益为根本原则，服务于OpenAI的最高使命。不过，在研发成功前，OpenAI内部双方都以技术突破和产出研发成果为目标，尽管存在一定的差异，却并未产生严重的分歧甚至冲突。

（三）资本主导阶段：营利最大化

第二阶段，新旧精英开始在组织内部博弈，旧精英代表资本的力量逐渐占据上风。旧精英转向“先营利，再非营利”，首先考虑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长期战略是非营利目标，这一路径也是旧精英熟悉的慈善资本主义。然而，新精英仍然希望坚持“营利与非营利同步”，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开辟不同于传统的慈善路径。新旧精英产生分歧。在这一阶段，国家尚未介入，新精英和旧精英的博弈在管理层发生，表现为在商业战略、利润分配、发展理念等问题上的斗争。结合OpenAI的案例，ChatGPT推出以后，资本快速地涌入了人工智能行业。竞争的压力和营利的需求推动投资方施加更多的控制，动摇了早期OpenAI坚持的非营利取向，此后的OpenAI逐渐向营利最大化目标偏离。

在利润刺激和竞争压力下，OpenAI向商业化道路转变。在ChatGPT成功后，2023年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吸引的全球私人投资超过了252亿美元，占所有人工智能相关私人投资的1/4以上，是2022年的近九倍。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资本市场炙手可热的投资标的。早在ChatGPT发布前，OpenAI已经通过将其应用程序接口（API）的访问权按使用量出售，从而开启了商业化的道路。2022年ChatGPT的流行使OpenAI进一步趋向一家营利性的闭源公司，它对ChatGPT的控制更加严格，其学习方法的细节也不透明，尤其在ChatGPT-4上。继ChatGPT后，OpenAI加速开发迭代产品，推出了ChatGPT Plus，后者需要用户按月付费使用。2024年，ChatGPT进一步推出GPT Store，已经几乎完全依照商业化的模式运行，追求商业利益而不是成立时的使命。

OpenAI管理层关于是否要商业化开始出现裂痕。以萨姆·奥尔特曼、格雷格·布罗克曼为代表的一派向旧精英靠拢，主张营利；董事会代表的新精英派则坚持非营利的初心。“快速行动，打破常规”的商业精神曾经促进了ChatGPT的成功。旧精英派主张延续这个路子，加快研发和推广技术的速度，以创造更大的价值。董事会作为非营利组织的主要治理者，依然维护新精英派在创业阶段关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慈善理想，引起了两派之间的冲突。在经历被解雇到再次回到OpenAI的风波后，奥尔特曼重组了董事会，OpenAI进一步向营利性转变。随着微软等外部投资者的影响加强，新精英派逐渐落于下风。在2019年OpenAI的首轮融资中，微软就投资了超过十亿美元的金额；2023年1月，ChatGPT的市场价值逐渐显露后，微软又进行了100亿美元的投资。尽管微软不能取得OpenAI的控制权，但它获得了AGI以外所有OpenAI IP的永久许可，包括源代码和模型权重等，并对OpenAI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在奥尔特曼被解雇的事件中，微软等投资方的压力是奥尔特曼最终回归的重要原因之一。微软代表的旧精英在奥尔特曼解雇事件之后推动OpenAI向一家彻底的营利性公司转型。目前，微软是OpenAI最大的外部股东，其他股东也通过私人交易从员工手中购买股份。

（四）国家介入阶段：政治斗争

第三阶段，新旧精英以利益集团形式在国家政策过程中斗争，斗争以美国国内政治为主要场域，并外溢到全球治理场域。当技术外溢的社会后果具有了超越国界和世代的影响力，理论上它就不再是一种营利性私人物品，而是一种公共物品——所有人均可以获得、可以反复从中受益而不损害他人利益。联合国秘书处的《数字合作路线图》已经将人工智能技术定义为一种数字公共产品。国家不仅介入人工智能治理，国家间的人工智能开发与监管竞赛也不断升级。新旧精英的博弈不再是私营部门或慈善部门事务，而是转移到政治场域的公共事务。与两种话语相呼应，人工智能治理在国家层面有两种政策取向。第一种对应有效利他主义，主张加强管制。它强调颠覆性技术可能侵蚀国家的安全基础，政府需要履行更多的约束职能。然而，在地缘政治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率先掌握先进技术的国家将获得更多权力。于是，第二种政策对应有效加速主义，主张削弱管制，激发私营部门的活力，通过恰当的激励措施加快本国的技术创新。国家必须在两种技术管理政策路线中进行权衡。

在形式上，新旧精英的斗争表现为传统的利益集团政治。首先，美国从事人工智能政治游说的组织数量激增。根据“开放秘密”的数据，2017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游说组织仅30家左右，到2023年，这类组织增加到了451家，其数量相比于2022年增长了185%。这些组织背景十分多元化，既有大型科技公司和领先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也有高等院校、智库、慈善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其次，投入人工智能政治游说的商业资金节节攀升。微软以及在微软之后加入人工智能竞赛的亚马逊、Meta、谷歌、甲骨文等公司，在政治游说方面的花费均超过了1000万美元。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委员会的游说及在微软之后加入人工智能竞赛的亚马逊、Meta、谷歌、甲骨文等公司，在政治游说方面的花费均超Safety Action Fund、Mozilla基金、哈佛大学等非营利机构尽管也进行了政治游说，但其投入远不及营利性公司。总体来看，资本力量雄厚的大型科技公司可以通过花费大量的资金在立法机构等建立更广泛的网络，因此在政治游说中占据了更大优势，能使国家政策向有利于它们的方向倾斜。

新旧精英形成了利益集团，新精英和旧精英竞相试图通过政治游说、资助研究、媒体舆论等途径为各自的观点造势，“俘获国家”。在第二阶段新旧精英博弈的时候，美国科技界支持新精英和旧精英的力量各抒己见。奥尔特曼作为新精英的一员，“背叛”了最初立场，站在了旧精英一边，支持有效加速主义和慈善资本主义。马斯克作为创始人则站在了新精英一方，支持有效利他主义。2023年，马斯克与苹果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以及超过1000名来自学术界和科技行业的精英签署了一封联名信，呼吁暂停开发OpenAI的ChatGPT等先进人工智能一段时间，对更广泛的影响进行仔细评估，以防止人工智能的发展在军备竞赛下走向失控。2024年，马斯克对OpenAI和奥尔特曼提出了起诉，认为他们违反了合同，违背了OpenAI为全人类利益而发展人工智能的使命。

斗争内容方面，权力之争被包裹进话语之争，新旧精英基于利益或价值观，选择支持有效加速主义或有效利他主义的治理话语，并且在游说活动中与一些传统利益集团结盟，如军工复合体。

旧精英多数选择有效加速主义，与军工复合体结盟，倡导放宽对人工智能的国家监管。他们宣称，严格的监管将导致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落后于中国，要求政府增加对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的资金支持、放宽移民限制以吸引高端人才，并制定以自愿承诺和自我监管为主的政策。微软参与了至少12项人工智能相关法案的游说。OpenAI在2023年的第四季度才正式开始在国会的游说活动，但它的游说正在迅速扩大。受游说影响，美国参议院人工智能工作组在“人工智能政策路线图”中将优先事项确定为推动人工智能创新、保持竞争力、增加研发资助等，制定了以宽松的监管为主要特征的立法框架。科技行业不仅与五角大楼进行合作，申请资金来开发和部署人工智能的军事产品，而且要求在人工智能和其他新技术的军事应用中放松监管。硅谷的军事承包商和幕后投资方主要采用传统的游说方法来达到目的，包括雇用大量前军官和高级政府官员在华盛顿为他们游说。

新精英多数选择有效利他主义，与非营利组织结盟，支持更严谨的人工智能监管框架，防止技术滥用。他们主张对开源模型的限制、打击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的混合，甚至完全暂停后果不明的“巨大”人工智能实验。新精英会资助智库和研究所，向国会、联邦政府和司法机构输出有效利他主义的思想。其中，规模较大的上游资金提供者“开放慈善”由脸书的联合创始人达斯汀·莫斯科维茨夫妇创立。“开放慈善”向乔治城大学提供5500万美元，成立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领导团队由前情报界高级官员组成，包括中央情报局前专门负责中国科技分析的威廉·汉纳斯和熟悉中国人工智能系统的海伦·托纳。又如麦戈文基金会在2023年底拨款6640万美元用于研究人工智能治理，理由是“人工智能在私营部门快速崛起，其后果可能会被营利性公司忽视”。发起这项资助的帕特里克·麦戈文是国际数据集团的创始人，这是一家黑石集团全资持有的跨国公司，在97个国家开展业务，主营业务是为技术行业提供市场情报。

4 结论

人工智能治理的营利与非营利之争既是治理之争，也是权力之争。

从治理的逻辑来看，它体现了市场、社会和国家等多元主体为解决资本主义“双向运动”的观念分歧，即到底该市场优先还是社会优先。波兰尼指出，解决“双向运动”不存在唯一或最优的方案，任何时刻均可能有新形式出现，某些形式能更好地提升生产效能和创新，另一些更有“社会主义”色彩。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有效加速主义属于前者，有效利他主义属于后者。新精英将研发ChatGPT的OpenAI公司注册为一家非营利组织，体现出社会优先的立场；旧精英代表的资本力量在产品营利后体现出市场优先的立场。随着人工智能对社会生活和国家安全的颠覆性影响显现，国家介入了人工智能的治理，目标是在更宏大的治理框架内平衡两种立场。

新旧精英的权力关系斗争表明，数字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仍然不可能“脱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新旧精英将权力之争包裹进话语之争，发生于三个阶段。在技术主导阶段，双方组成资本—技术同盟进行合作，新精英说服旧精英接受以非营利组织形式开发人工智能技术；在资本主导阶段，双方在私营部门内部争夺主导权，两种话语在企业战略中竞争；在国家介入阶段，斗争转移到政治场域，双方通过利益集团在公共政策议程中进行辩论。话语之争的背后是新旧精英的权力斗争——人工智能代表的数字资本主义带来了新精英的崛起，虽然其中一部分人融入了旧精英，例如奥尔特曼，但还有一部分人坚持比较理想化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例如OpenAI董事会的部分成员。多数新精英无法撼动旧精英在政治经济结构中的垄断地位，非营利事业成了一种新精英“夺权”的突破口，他们在前期阶段挑战旧精英的慈善资本主义价值框架，后期阶段在技术和伦理范畴内说服国家压制市场优先逻辑，事实上都是在阻止旧精英以资本优势主导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