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1日，普林斯顿大学教职工全体投票，以仅1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决议：自7月1日起，所有线下考试必须安排教师在场监考。这项政策终结了普林斯顿自1893年建立的“荣誉守则”（Honor Code）——无监考考试传统。

据该校校报调查，29.9%的大四学生承认曾作弊，44.6%目睹违规却未举报，仅0.4%举报过同学。本科学院院长戈尔丁（Michael Gordin）在致教职工信中写道，AI和个人电子设备使作弊行为“在外观上与正常答题几乎无法区分”，学生不愿举报是因为“害怕在社交媒体上被人肉”。

就在普林斯顿投票前三周，斯坦福大学教职工评议会也全票通过了类似政策。一套基于人性信任的制度扛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水门事件和互联网繁荣，却在AI面前失效了。

撰文 | 木木

19世纪末的普林斯顿，作弊是一场师生之间的暗战。学生把它当作“智胜”教授的游戏，教授则耗费大量精力抓作弊。1893届校友布斯塔金顿（Booth Tarkington，后来两度获普利策小说奖）把这种氛围描述为“教授与学生之间的猫鼠游戏”。

1893年1月，几名高年级学生决定结束这场战争。大四学生查尔斯奥特利（Charles Ottley）和几名大三同学借鉴了他们在田纳西州韦伯中学（Webb School）的经历，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堪称激进的提议：取消监考，改用荣誉承诺。

校报《普林斯顿日报》在同年1月13日的社论中呼应了这一提议，将当时的监考制度称为“一套灾难性的间谍制度”，“无论如何也不是”为了“提升大学道德标准”。

5天后，普林斯顿教职工会议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会议记录上写道：

“鉴于学生中已出现一种强烈且日益增长的反对考试作弊的情绪，且学生渴望以绅士的荣誉参加考试，兹决议：在另行通知之前，考试不再设置监督。每位学生只需在试卷末尾签署以下声明：我以绅士的荣誉起誓，在本次考试中，我既未给予也未接受任何帮助。”

穆雷院长（Dean Murray）负责的高年级英语考试成为了新制度下的第一场无监考考试。这套制度被宣布为“决定性的成功”，并引起了全美媒体的关注。

普林斯顿大学荣誉守则下的第一次考试（1893 年 1 月 26 日） | 图源：普林斯顿大学档案馆

1969年，普林斯顿实行男女同校后，誓言中的“绅士”被删去，但核心机制延续至今：考试期间教授离场，学生签署承诺，若发现有人作弊则须举报，被指控者由同学组成的陪审团裁决。

这套制度有多深入普林斯顿的骨髓？《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1913年入学普林斯顿）曾写道，违反荣誉守则这件事“根本不会出现在你脑海中，就像你不会翻你室友的钱包一样”。

荣誉守则扛过了两次世界大战、1960年代的动荡、水门事件之后的幻灭，甚至扛过了互联网和搜索引擎的冲击。

但它在2026年倒下了。

当信任变成了“傻子才遵守”的规则

2025年，《普林斯顿日报》对超过500名大四毕业生进行了匿名调查。

29.9%的受访者承认在普林斯顿就读期间曾在作业或考试中作弊。44.6%的人目睹过有人违反荣誉守则，但选择不举报。只有0.4%的人举报过同学。

三个数字组合在一起，击穿了“信任机制仍在运作”的假象。将近三分之一的人作弊，将近一半的人看见了却不说，而真正举报的人约每250人中才有1个。

据不久前《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荣誉委员会（Honor Committee）过去一年收到了大约60起案件，较此前有所上升。但前主席纳迪娅马库茨（Nadia Makuc）认为这只是冰山一角，绝大多数案件从未被举报。

马库茨描述了作弊的具体场景：“如果考试用笔记本电脑，切到另一个窗口就行了。如果是笔试，就在桌子底下看手机，或者借口上个洗手间。”

这些行为在外观上和正常答题几乎没有区别。坐在隔壁的同学该怎么分辨？那个低头的人是在答题，还是在看手机？

作弊变得越来越普遍，学生们在匿名社交应用Fizz上发帖，高谈违反荣誉守则的事情，这让遵守规则的人反而觉得自己像个傻瓜。“到处都是这种风气，带回家的考试有人作弊，ChatGPT随便用，”马库茨告诉媒体，“只要人们觉得有更多人在作弊，就会鼓励更多人作弊。”

普林斯顿的纪律委员会（Committee on Discipline）掌管带回家作业的违规案件。据《大西洋月刊》报道，2024-25学年有82名学生被认定存在学术违规，而2021-22学年这个数字是50人，三个学年间增长了64%。这还只是被抓住的人，28%的大四受访者承认在课程不允许的情况下使用过ChatGPT。

对此，历史教授迈克尔拉范（Michael Laffan）有过真实体验，他坐在校园附近的咖啡店里，亲眼看着学生从ChatGPT复制答案，然后冒充自己的作品交上去。

1876年，刚创刊不久的校报《普林斯顿人报》（即今天《普林斯顿日报》的前身）的一篇社论曾警告说，监考是“一种坏的道德教育”，把学生当作不诚实的人来对待，有些人就真的会变得不诚实。

150年后，AI作弊的便捷本身正在传授一种新的“坏的道德教育”。

经济学讲师凯莉努南（Kelly Noonan）一句话点破了这个变化：“在新冠之前，作弊被视为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但在新冠期间，人们更可能作弊，现在它已经变得更容易被社会接受了。”

“很可惜，但必要”

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普林斯顿教职工全体投票。

结果：仅1票反对。

这是1893年以来对荣誉守则最根本的制度变更，新政策将于7月1日生效。此前在官方的《教职工规章》中明文禁止监考的条款将被替换为强制要求教师监考的新条文。

但仔细看新政策的细节，它比“恢复监考”更微妙。据《普林斯顿日报》报道的提案原文，教师将在考场中“作为所发生之事的见证人”在场，但被告知不得干预学生。如果观察到疑似违规行为，教师将记录观察结果并向学生主导的荣誉委员会提交报告。荣誉守则本身不变，学生仍将签署那句延续了133年的承诺：“我以我的荣誉起誓，在本次考试中我没有违反荣誉守则。”

信任的外壳保留了。但信任的核心（教授在考试开始后离开教室）被抽空了。

正如《大西洋月刊》所写：“从形式上看，荣誉守则仍然存在，学生仍将签署承诺书，声明自己没有作弊。但现在教授们将在一旁看着，确保他们说的是实话。荣誉守则不能再靠荣誉制度运行了。”

推动这项变革的是普林斯顿本科学院院长迈克尔戈尔丁（Michael Gordin）。《华尔街日报》引述他致教职工的信件，“大量”学生和教职工要求做出改变，原因是“他们感到课堂考试作弊已经变得普遍”。AI使作弊变得更容易，也更难被发现。学生不愿举报，因为害怕在社交媒体上被人肉搜索。即便有人举报，也往往采取匿名方式，学校难以调查。

迈克尔戈丁在2月2日的教职工会议上发表讲话 | 图源：普林斯顿日报

前荣誉委员会主席马库茨也站在了改革一边。她在今年3月发表的校报专栏文章中，标题直截了当：“我曾担任荣誉委员会主席。是时候引入监考了。”

“普林斯顿的传统不能以我们的诚信为代价，”她写道，“为了荣誉守则本身，普林斯顿需要监考。”她认为引入监考“不是对制度滥用的惩罚，而是一种与我们时代的现实相对应的预防手段”。

但即便是支持者，也难掩遗憾。

英语与戏剧教授吉尔多兰（Jill Dolan）在2015年至2024年间担任本科学院院长。投票后，她对《普林斯顿日报》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这很可惜，但它是必要的。”

物理系讲师杰森普查拉（Jason Puchalla）也支持改革，但他补充了一句让人深思的话：“如果教育的出发点是假设学生一直在作弊，而我们的工作就是阻止他们，那将是一种不幸的教育方式。”

提案自身也保持着一种自知之明。文件中写道：“本科生和教职工都清楚地认识到，让教师在场监考并不会根除作弊。但他们相信，这将产生显著的威慑效果，而且在考场中多一名见证人，将减轻学生在自己答题的同时还要注意和举报问题的压力。”

失去的不只是一种考试方式

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这是正确的选择。

在投票前，《普林斯顿日报》采访了多名学生。大二学生皮尔斯麦卡锡（Pierce McCarthy）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我认为可以找到一个更令人满意的折中方案，比如把背包放在外面、收走手机，但仍然让学生单独留在考场里。”

以色列阿德博加（Israel Adeboga）的态度更直接：“我认为这份信任是这所大学的根本组成部分之一。归根结底，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自己的学习，监考的实施带走了普林斯顿发展出来的根本精神。”

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威廉埃普利（William Aepli）曾担任学生辩护代表组织的前主席，该组织专门为被指控违反荣誉守则的学生提供帮助。他告诉《大西洋月刊》：“从一开始就有监考是一回事。拥有这个自我监考和信任的传统，然后再把它拿走，完全是另一回事。”

也有一些更加尖锐的声音。

历史教授大卫贝尔（David Bell）告诉《大西洋月刊》，AI让他对自己的学生更加警惕，而学生能感觉到。当他修改作业设置来防止作弊时，学生明白那意味着教授不信任他们。

“不可避免地，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涉及更大程度的监控，这是唯一的共同点，”贝尔说。

在校外，校友们也在哀悼。罗格斯大学数学教授、普林斯顿校友亚历克斯孔托罗维奇（Alex Kontorovich）在社交媒体上回忆了他的入学经历：

“在普林斯顿新生入学的第一周，我们必须写一篇论文，详细解释作弊的后果、为什么作弊不符合我们的长期利益，以及即使我们自己没有作弊，如果知道有人作弊却不举报，我们同样有罪。（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的第一稿被退回了，理由是不够详细！我不得不写一个长得多的版本。）”

“结果是，人们真的不作弊……这是一种真正特别的东西。遗憾的是看到普林斯顿的文化进一步退化。”

图源：X

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谷歌人工智能普林斯顿分部主任兼联合创始人埃拉德哈赞（Elad Hazan）也表达了反对。他认为大学不应该放弃对学生的信任，即使在AI时代，教授诚信和培养责任感仍然应该是教育的核心。

图源：X

退休历史教授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也许说出了最多人内心的感受：“这是一种诱惑。我能想象那个学生，左肩上站着魔鬼，右肩上站着天使。”

信任的退场

普林斯顿不是唯一做出这个选择的学校。

就在普林斯顿投票前三周，2026年4月23日，斯坦福大学教职工评议会（Faculty Senate）也全票通过了一项新政策，授权教师对线下考试进行监考。斯坦福的政策从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生效，措辞是“教师被允许（permitted）对任何线下考试进行监考”。

斯坦福大学学术诚信工作组在讨论监考事宜 | 图源：斯坦福大学

两所学校的决定指向同一个方向，但力度不同。普林斯顿是“强制”，所有考试必须有教师在场。斯坦福是“允许”，教师可以选择是否监考。一个是全面执行，一个是授权选择。但二者传递的信号是一样的：那个建立在“学生会自觉遵守规则”假设之上的制度，已经不被信任了。

斯坦福的决定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措辞。在解释政策目的时，学校提到希望减轻学生“不可持续的道德负担”，此前的制度要求学生举报同学的学术不端行为，而这种要求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承受。

这个表述和普林斯顿的逻辑如出一辙。写作课讲师金秀英（Soo-Young Kim）此前就指出，当前的制度“给学生施加了不必要的压力，既要求他们做出本不该被迫做出的判断，又营造了一种互相猜疑的氛围”。

更宏观的趋势也在浮现。美国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学院伦理与法律教授、国际学术诚信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Academic Integrity）主任克里斯蒂安莫里亚蒂（Christian Moriarty）指出，全美范围内的研究显示，约三分之一的学生承认使用AI完成整个作业。全国各地的教授们纷纷回归蓝色考试本（常用于美国高校的论述型笔试）、口试和AI检测软件来对抗作弊。而学生们的应对也在升级，他们先用AI检测程序检查自己的论文，确保不会被老师的软件抓到。

这简直就是一场“军备竞赛”。

在普林斯顿校内，这场竞赛已经深入到日常教学中。过去一年，普林斯顿的带回家考试数量减少了逾三分之二；经济系将从明年开始要求本科生对研究项目进行口头答辩；历史教授贝尔已经增加了口试，并把原来带回家的短篇论文改为课堂蓝本写作。他在历史系的一位同事要求学生在Google Docs中写论文，以便审查写作过程的各个阶段。

“所有人都在作弊”的信念造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循环。国际学术诚信中心主任莫里亚蒂说，这种信念让学生觉得作弊既更可接受、也更有必要，因为别人都在作弊，你不作弊就吃亏了。这个循环正在瓦解高等教育赖以维系的信任根基。

“岌岌可危的不只是教育的灵魂，还有整个人群批判性思维的真正发展，”莫里亚蒂说，“你会去看一个在整个医学院期间都用AI的医生吗？你会聘请一个用AI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的律师来为你辩护吗？”

高等教育的价值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作弊是例外，不是规则。文凭的意义在于雇主和研究生院可以相信毕业生确实学到了东西。学费的合理性在于学生和家庭相信他们购买的是真正的教育。而如今，AI的大规模使用正在瓦解这些信念。

普林斯顿大学一座标志性的阶梯教室 | 图源：普林斯顿日报

150年前，普林斯顿校报的社论提出了一个理想主义的方案：“让每个人在试卷末尾写下一份承诺，声明自己既未给予也未接受帮助，让教授和导师们把精力放到比监视欺诈更好的事情上去吧。”

150年后，普林斯顿的教授们不得不回到了试卷旁边。不是因为他们想监视谁，而是因为那个承诺，在一个任何人都能在桌下打开ChatGPT的时代，已经不够了。

1876年的那篇社论还有一句话：“把人当作流氓来防范，以确保他是个学者，这是一种坏的政策。”

也许是的，但替代方案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