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朗道（Lev Landau）与乔治·伽莫夫（Georgy Gamow）骑着摩托车，中间载着的是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的儿子。照片摄于哥本哈根，尼尔斯·玻尔研究所，1929年。（伽莫夫自传[1]）

撰文｜邸利会

在1931年8月到1933年10月，差不多两年多里，伽莫夫被苏联政府限制出境。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在护照局漫长的等待期间邂逅了柳博芙（“Rho”）[2]，两人坠入爱河并闪电登记结婚；他和朗道[3]、布朗斯坦[4]、伊万年科[5]等发联名电报，嘲讽哲学家鲍里斯·黑森而掀起轩然大波；还有他几次尝试私自越境的离奇经历。

但本文讲述的事，在很长时间里几乎不为人知，似乎连伽莫夫本人都在刻意“忽略”[6]。

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原因，毕竟这些事，确切地说，他参选苏联科学院院士，试图在体制内获取一席之地；筹划苏联第一个理论物理研究所，试图在自己的国家再造一个“哥本哈根”，怎么看也不至于不重要，或者“乏味”到没必要提。

也可能，在他为自传写前言的时刻，1968年的3月4日，虽然一些当事人，如好友布朗斯坦，前辈约费[7]、瓦维洛夫[8]已经去世，但朗道、伊万年科尚在世？抑或，这是一段失败的、充满了挫折感的创伤记忆，伽莫夫始终不愿提起？

在伽莫夫被限制出境错过1931年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首届核物理大会后，与会者给他寄去明星片表达慰问。（伽莫夫自传）

01 机会来了

让我们穿越回1931年的秋天，看看发生了什么。

当时的伽莫夫苦等了两个月后，依然无法获得出国护照，错过了10月中旬在罗马举行的首届国际核物理大会。那次大会，他是唯一被邀请的苏联学者。与会者因他缺席而深深遗憾，集体给他寄了一张签名明信片以表慰问。伽莫夫此后一直珍藏着这张明信片，视为珍宝。

让我们欣赏下这些签名者：居里夫人（Madame Curie）、康普顿（A. H. Compton）、密立根（Robert Millikan）、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盖格（Hans Geiger）、泡利（Pauli）、费米（Fermi）……。不用多说，年轻的伽莫夫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得到了相当的认可。

顺便提一句，这点，苏联国内的物理学界也是知道的。会议结束后的11月10日，同样参会的埃伦费斯特[9]给他的老朋友约费写信[10]，在详述参会者和会议内容之际，也提到“伽莫夫最终未能前来，让所有对年轻苏联物理学感兴趣的人都感到非常、非常遗憾。”

总之，不被允许出境，伽莫夫不得不考虑（不管是长远还是暂时），先在国内寻求立足。

他很快正式受聘于国家镭研究所（the State Radium Institute），同时也在其它机构兼职[11]。这个时候，一个有利于他“留下”的机会来临了——来年初即将举行苏联科学院院士选举，而他任职的单位也决定提名他为“通讯院士”。如果顺利当选，无疑将增强伽莫夫在国内的地位和话语权。

1931年12月17日，苏联科学院常务秘书、院士沃尔金（ V.A. Volgin）收到了国家镭研究所的推荐信：

“国家镭研究所主席团，院士维尔纳茨基（V.I. Vernadsky）、赫洛平（V.G. Khlopin）与教授米索夫斯基（L.V. Mysovsky），于本年12月10日决定提名 G.A. 伽莫夫为全联盟科学院通讯院士。随函附上关于G.A. 伽莫夫在原子核研究领域的科学工作说明、个人简历及国家镭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成员签署的支持此提名的签名页。”

推荐函由文中提到的三人签字确认，当时维尔纳茨基为该研究所所长，赫洛平为副所长，米索夫斯基则是伽莫夫所在的物理部的主任。

02 请外援

照理说，选个院士没有那么复杂，单位推荐，到时候院士投票就行了。可事实却不是这样。

也许是考虑到还有别的竞争者，或者伽莫夫几乎一直在国外，在国内没有“靠山”，担心他选不上，好友朗道、布朗斯坦为他进行了一场积极的助选活动。他们的目标也有点“不寻常”，是打算让伽莫夫跳过“通讯院士”，一步到位当选“正式院士”。这些年轻人的策略之一是“搬外援”。

1930年哥本哈根会议合影；前排中间五人由左至右依次为：尼尔斯·玻尔、维尔纳·海森堡、沃尔夫冈·泡利、乔治·伽莫夫和列夫·朗道。（见参考文献16）

在浩如烟海的玻尔档案中，躺着一封朗道的来信，正是请求玻尔出把力：

“列宁格勒，1931年11月25日
尊敬的玻尔先生！
我们有意将伽莫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但许多人强烈反对，特别是约费，他甚至认为这主意可笑，并声称外国物理学家（尤其是您）认为弗伦克尔[12]才是更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这种说法带有讽刺意味，只是掩盖了更深层的原因。如果您作为科学院的外籍院士，能给科学院秘书处写封信，表达对伽莫夫的支持，那将对我们帮助巨大。最好您能将信寄到我这里，请向泡利[13]和埃伦费斯特致以我诚挚的问候。我不记得他们是否也是科学院的外籍院士；若是，那我也将请求他们写信支持。”

三年前，朗道受苏联教育人民委员会的派遣出国访学，哥本哈根是其重要一站——在那，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才俊围绕着伟大的玻尔，在其主持的研讨会中激烈地讨论着物理学的前沿问题。无拘无束的氛围以及玻尔本人的魅力深深地影响了朗道，乃至自此之后他从内心里一直认为自己是玻尔的门徒。[14]

而此时此刻，为了好友伽莫夫顺利当选，他不惜把这位物理学的大神仙请出来！

这还不算，同一天，朗道还给在剑桥的同胞卡皮察[15]写了信：

“亲爱的彼得·列昂尼多维奇，必须让强尼·伽莫夫成为院士。他无疑是苏联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对此，阿布劳（不是杜尔索，而是约费）出于些许嫉妒，正试图阻挠。必须遏制这个失去分寸的家伙，他已经自以为是、不可一世。您如果能善心大发，给科学院常务秘书写一封信，作为科学院通讯院士称赞强尼，那就太好了。如果能寄到我这，我还可以连同玻尔和其他人写的信件，一起在《真理报》或《消息报》上发表。如果能把‘鳄鱼’也拉进来签署那就更棒了！您的，L.朗道”[16]

朗道信里提到的阿布劳是一款产自克里米亚的起泡酒，其俄文是Абрау，与约费的名字“Абрам”发音相近。朗道用这款酒戏称约费，还特意加了括号说明。（鳄鱼是卡皮察给卢瑟福取的外号）

然而，卡皮察似乎并不热心，他回复道：

“亲爱的朗道：科学院需要焕发新生——我同意。强尼或许是合适的‘猴腺移植物’——有可能。但我终究不是沃罗诺夫医生，也不愿插手与我无关的事务。”[17]

卡皮察提到的沃罗诺夫博士（Serge Voronoff）是当时一位颇知名的俄裔法国外科医生。他有名主要是因为实施推广了一项手术——“猴腺移植术”（Monkey Gland Transplant）——将年轻、健康的黑猩猩（或狒狒）的睾丸组织移植到那些通常是年长富有的男性体内，据说可返老还童。

至于玻尔，朗道没有等来回信。

或许两位都觉得，这事是苏联科学院自己的事情，外人不好插手。此外，卡皮察虽然在卡文迪许实验室与卢瑟福共事十余年，且成为了剑桥蒙德实验室的首任主任，已经颇有名气，但还只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他心里或许也觉得，伽莫夫凭什么一步到位？！[18]

总之，现有的证据表明，朗道的“请外援”行动似乎失败了。

在国内没什么“靠山”的伽莫夫，会不会凶多吉少呢？如果仔细分析当时苏联国内物理学界的各个“山头”，这样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03 没有大腿

那么，1930年代初，苏联国内物理学界代表性的研究机构和人物有哪些呢？我们不妨看下1931年及之前已有的物理学正式院士，也就是“山头”。

“在物理科学领域，政治家和科学院成员之间没有公开的争论；相反，发生了一场悄无声息的拉锯战。科学院选举的内部政治通常保持封闭，但如果人们汇编和分类结果，就很难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选举反映的是物理学界内部的权力关系，而非外部政治影响。……”[19]科热夫尼科夫在其所著的《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科学：物理学家的时代与历险》一书中说。

在当时的苏联物理学领域，主要有四位正式院士——彼得·拉扎列夫[20]、阿布拉姆·约费、德米特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21]和列昂尼德·曼德尔施塔姆[22]。四人各自代表着苏联国内四家物理学科研机构，两家在列宁格勒，两家在莫斯科。

“一旦当选，这四位中的每一位都为其最亲密的合作者和学生争取到了三个通讯院士职位。这种仔细的平衡必然是通过资深院士之间的悄悄协议实现的。科学院有通过此类协议选择候选人的悠久传统；通常在正式投票程序中，每个空缺只提名一个人。”科热夫尼科夫说。

1931年之前，苏联物理学界的四大正式院士彼得·拉扎列夫、阿布拉姆·约费、德米特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和列昂尼德·曼德尔施塔姆。（维基百科）

在1931年之前，拉扎列夫的三名弟子晓德罗（Shchodro,1929）、舒列金（Shuleikin,1929）和瓦维洛夫（Vavilov, 1931）；约费的三名弟子谢苗诺夫（Semenov, 1929）、卡皮察（Kapitza, 1929）、弗伦克尔（Frenkel, 1929）；曼德尔施塔姆的两名弟子帕帕列克西（Papaleksi,1931）、阿尔卡季耶夫（Arkadiev,1927）已经当选为通讯院士。

而在1932年这一年，即将与伽莫夫竞争通讯院士的有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两名门徒捷列宁（Terenin,1932）以及福克（Fock, 1932）；曼德尔施塔姆的亲密合作者兰茨贝格（Landsberg, 1932）。

如果伽莫夫期望“一步到位”竞争正式院士，那么他还将面临另一位强力的竞争者，拉扎列夫的门徒瓦维洛夫。

为了让伽莫夫当上正式院士，朗道去搬“国际救兵”，而布朗斯坦则拜见了所长约费。

生物学家妮娜（Nina Kanegisser）在给她姐姐热尼亚（Yevgenia Kanegiesser，自从大学时候起她就是伽莫夫圈子的主要成员）的信里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本季最热门新闻是让强尼（按：伽莫夫）当院士的尝试。道（按：朗道）和阿博特（按：布朗斯坦）私下决定应该让强尼当院士来推动理论发展。幸好当时道生病了，实施这个疯狂想法的任务落在了阿博特身上。他居然为此咨询了阿布拉姆（约费）。阿布拉姆温和地表示这个想法充其量是荒谬的。可以想象阿博特多么愤怒；尽管心知强尼毫无希望，他们仍固执己见。他们计划发动媒体攻势，让公众反对那些不愿接纳年轻人才的老学究。他们甚至写信给玻尔索要推荐信（打算公开）。

后续还有更多动作。

围绕喜剧《强尼院士》的骚动很大，涟漪甚至波及国外。卡皮察（他们曾写信寻求他和卢瑟福的支持）从英国回信：我完全同意需要使科学院年轻化，强尼是这项实验的合适动物。我不是沃罗诺夫医生，坚决拒绝干涉他人事务。

有趣吧？总之——与同样谋求该职位的雅沙（弗伦克尔）争吵，与阿布拉姆关系紧张。道和阿博特在奔走 campaign，而强尼谦虚地表示当通讯院士就满足了。道和阿博特辛苦劳作时，强尼却在计算未来工资。似乎只有他怀有希望，当被告知不会成功时也真心失望。”

很难判断信里所有细节的真实性，但似乎透露出，约费似乎很不高兴。

弗·亚·弗伦克尔在其所写的《乔治·伽莫夫：生平纪事》一文中解释道，“约费本人十分欣赏并支持伽莫夫，但他也关心自家物理技术研究所培养的物理学家们是否能被选入科学院，他也非常重视他们的成就。”

这就是目前我们通过档案资料了解到的选举的背景，至于资深院士们在幕后如何协商达成默契，恐怕很难为外界知晓了。

04 成功当选

好在最后，没有太大的意外发生。

来年的1932年2月29日，伽莫夫以42票对1票压倒性的当选为苏联科学院数学－自然科学部通讯院士，为他即将到来的28岁生日献上了一份厚礼。可见，对于绝大多数院士，他们对于伽莫夫的成绩是颇为认可的，只是还不到直接送他正式院士的份上。

根据现有的文献和当事人回忆，伽莫夫在竞选院士过程中表现得体，并未奔走拉票。而为他奔走的朗道和布朗斯坦则似乎遭到了冷遇，此事甚至成为了他们与老一辈约费关系恶化的导火索之一。他们的助选行动可能让约费颇为不满——毕竟，谁当院士，岂能是年轻人应该染指的事？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Gamow, George. My World Line: An Informal Autobiography.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0.[2] 伽莫夫的朋友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曼德尔施塔姆（Sergey L. Mandelstam）将他介绍给自己的大学同学柳博芙·尼古拉耶芙娜·沃赫明采娃。她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系，主修理论物理，年龄与伽莫夫几乎相同，仅小他一岁。不久，柳博芙成为了乔治·伽莫夫的妻子（1935年在美国，他们的儿子鲁斯塔姆-伊戈尔·伽莫夫出生）。谢尔盖·利沃维奇·曼德尔施塔姆（1910年2月22日生于敖德萨，1990年11月26日卒于莫斯科）是苏联物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79年），光谱学研究所创始人兼首任所长。他出生于敖德萨，其父L·I·曼德尔施塔姆是苏联杰出物理学家。谢尔盖·曼德尔施塔姆于1931年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1931年至1935年间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物理研究所工作。1935年出任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实验室主任，1968年起担任光谱学研究所所长。参见：Френкель В.Я. Георгий Гамов: линия жизни 1904–1933 (К 9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Г.А. Гамова) , Успехи физических наук. 1994.Т. 164, № 8. Август. 弗伦克尔 V.Ya.，乔治·伽莫夫：生平纪事，1904–1933（纪念伽莫夫 G.A. 诞辰90周年），物理科学进展，1994年8月，第 164 卷, 第 8 期。[3] 朗道于1929年10月开启学术旅程，先后造访了欧洲多个物理研究中心，按时间顺序为柏林、哥廷根、莱比锡、苏黎世、哥本哈根、剑桥，之后再次到访哥本哈根、苏黎世并第三次赴哥本哈根。三次去哥本哈根的时间为：1930年4月8日至5月3日、1930年9月20日至11月20日以及1931年2月25日至3月19日。其中1931年初，当朗道的苏联助学金中断时，玻尔协助他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使其得以延长访学时间，并第三次前往哥本哈根与玻尔会面。第三次访学结束后，朗道返回列宁格勒，先是在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工作了一年，之后移居哈尔科夫，担任了成立不久的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理论部主任。正是在那里开始，他建立了其影响深远的“朗道学派”。[4] 布朗斯坦（Matvei Petrovich Bronstein，1906—1938）是苏联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引力研究先驱，其学术成果涉及天体物理学、半导体、量子电动力学和宇宙学领域，并著有多种儿童科普读物。 布朗斯坦于1937年8月6日在基辅的父母家中被捕，1938年2月18日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于当天执行。其传记以及物理成就的解读，见G. E. Gorelik, V. Y. Frenkel, Matvei Petrovich Bronstein and Soviet Theoretical Physics in the Thirties, Birkhauser Verlag, 1994.[5] 伊万年科（Dmitri Dmitriecivh Ivanenko，1904-1994）1927年毕业后，在苏联科学院物理数学研究所作研究生，后留所工作。1929年－1931年，他到了哈尔科夫，担任新成立的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理论部首任主任，他还是1929年5月首届苏联理论物理会议的组织者之一。1931-1935年，伊万年科回到列宁格勒，担任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关于伊万年科对其大学生活的记述，参见http://www.g-sardanashvily.ru 。[6] 关于伽莫夫“有意忽略”他参选苏联科学院院士以及筹备苏联第一个理论物理研究所的事情，最明显的证据有两个：其一是伽莫夫在自传中从未提起。朗道于1968年4月1日去世，当伽莫夫为其自传写前言时，朗道还活着。第二是，在朗道死后不久， 在1968年4月，科学史家维纳对伽莫夫的采访中，本文描述的这些事件也没有被提及，参考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eorge Gamow by Charles Weiner, 1968 April 25 and 26, http://www.aip.org/history-programs/niels-bohr-library/oral-histories/4325 当然，伊万年科活得更久，一直要到1994年12月30日才去世。不幸地是，伽莫夫在写完他自传前言以后五个月，就生病住院，几天后就去世了，他没有等到《自传》的出版，也没有机会向世人澄清了。参考George Gamow, A Physicist, Dies; Wrote Books on Science for the Popular Audience, The New York Times, Aug, 22, 1968. 这篇报道提到，“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科普读物作家乔治·伽莫夫博士因罹患循环系统疾病多年，于昨晚在当地逝世，享年64岁。自1956年起担任科罗拉多大学教授的伽莫夫博士，今年六月初曾赴剑桥大学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讲学与研究。因病情恶化，他于上月被迫从英国返美，自本周一以来一直在本地住院治疗。”[7] 阿布拉姆·费奥多罗维奇·约费（Abram Fyodorovich Ioffe，1880-1960），是杰出的苏联物理学家，被誉为“苏联物理学之父”。他不仅是半导体和晶体物理研究的先驱，更是一位卓越的导师，培养出了库尔恰托夫、朗道、卡皮查等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和科学巨匠，为苏联建立世界级的物理学派奠定了基石。[8]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Sergey Ivanovich Vavilov, 1891-1951），是苏联杰出的物理学家，在物理光学领域贡献卓著。他最为人称道的成就是发现了切伦科夫辐射，并给出了其理论解释。尽管这一现象以其学生命名，但瓦维洛夫是实验发现和研究的核心推动者。此外，他还在荧光和发光方面做出了基础性研究。作为苏联科学院院长，他也是苏联科学事业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9] 保罗·埃伦费斯特（Paul Ehrenfest，1880—1933）奥地利-荷兰物理学家，以对统计力学、量子理论及相变理论的深刻贡献而闻名。作为杰出的教师和评论家，他在莱顿大学培养了许多优秀物理学家，并与爱因斯坦、玻尔等人密切合作。他对俄罗斯物理学贡献很大，也在帮助俄罗斯青年才俊出国访学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10] 信件开头部分原文为：第106号信件 1931年11月10日，莱顿 亲爱的约费，我亲爱的朋友！我已经很久没有你的消息了。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也想问你一些事情，但主要是想保持我们之间的联系。1. 我受邀参加了“电与核会议”，聚集了许多非常有趣的人：玻尔、海森堡、泡利、博特、盖革、埃利斯、密立根、福勒、布里渊、费米、居里、佩兰、莫特、德尔布吕克、罗森菲尔德、迈特纳、古兹密特、罗西、德拜、斯特恩、理查森、汤森、索末菲、鲁施、海特勒和我。当然，最重要的是玻尔所说的话，以及他逐步向我们灌输的关于量子力学适用范围的看法：它对于原子核的原初模型仍然有效，但对于“核内电子”已经不再适用（对于后者，能量守恒原理也不再成立）；此外，在所有情况下，当辐射对电子的反作用力与将其束缚在轨道上的力相当时，它也不再适用。这样一来，玻尔就把我们从所有那些过度精细的文献堆砌中解放出来了！他这样做，是在建立秩序，并为那些未来将要阐明在这些超越量子力学的领域需要出现什么新内容的年轻科学家腾出起跑空间。当然，伽莫夫最终未能前来，让所有对年轻苏联物理学感兴趣的人都感到非常、非常遗憾。…… 参见：《埃伦费斯特–约费书信集（1917–1933）》，弗·亚·弗伦克尔主编（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90）[11] 参见V. Ya. Frenkel’, George Gamow: World line 1904—1933 (On the ninetieth anniversary of G. A. Gamov’s birth),UFN, 1994, Volume 164, Number 8, 845–866，伽莫夫参选院士的推荐机构是成立于1922年的国立镭研究所（the State Radium Institute），该研究所隶属于科学院，并受人民教育委员会科学机构总局（the Principal Directorate of Scientific Institute of the People’s Commissariat of Education）的管辖 。研究所内设立了三个部门：物理、化学、地球化学和矿物学 。V. I. 维尔纳茨基（V. I. Vernadskii）为研究所所长，他本人承担了指导地球化学和矿物学部门的任务；副所长兼化学部门主任是V. G. 克洛平（V. G. Khlopin）；L. V. 梅索夫斯基L. V. 梅索夫斯基（L. V. Mysovskii）是科学秘书和物理部门主任 。这三人组成的主席团于1931年12月10日提名伽莫夫为科学院通讯院士。最终，伽莫夫在次年以42票比1压倒性当选为通讯院士。国家镭研究所是伽莫夫1931年回国后主要的工作机构，尽管他也在其他机构有兼职。该所的保存的档案中至今还保存着一份伽莫夫的简历，显然是他刚受聘时所写，日期是1931年9月28日，全文如下——“我于1904年出生于敖德萨，在当地完成中学课程后，于1922年考入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物理—数学系物理专业。1925年毕业后，成为该校理论物理教研室的研究生，开始从事原子结构理论及新量子力学研究。1928年夏，被派赴德国进修，在哥廷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期间提出了原子核放射性衰变的理论。1928/29年冬，应尼尔斯·玻尔教授邀请，赴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继续研究放射性衰变理论以及人工裂变问题。1929年春回苏联，逗留至秋天。因获得洛克菲勒奖学金，我于1929年9月前往剑桥，进入世界顶尖的放射性研究机构——卢瑟福教授领导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在剑桥期间，我研究了质量亏损曲线特性及核裂变的能量平衡问题。最后一年，我再次前往玻尔在哥本哈根的研究所，研究与某些放射性物质中所谓“长程”与“短程”α粒子相关的γ射线理论问题。今年秋回国后，我准备在列宁格勒国家拉德涅夫研究所继续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工作。”[12] 弗伦克尔（1894-1952）是列宁格勒理论物理学家中最活跃的一个，一生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和二十部专著，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在凝聚态物理。1926年深秋，弗伦克尔从德国学术休假归来后，就开设了他在苏联的第一门量子力学课程。他指导过很多学生，包括朗道和布朗斯坦。他也长期与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反对者做斗争，他坚决反对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渗透自然科学，认为其无法为物理学贡献任何东西。参见Josephson, Paul R. Physics and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13] 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Pauli，1900—1958）奥地利裔瑞士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以提出泡利不相容原理（解释原子中电子排布规律）闻名，并预言了中微子的存在。其科学批判极为犀利，被称为“物理学的良心”，甚至有“泡利效应”（实验在他到场时易出故障）的传说。曾获194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4] 参考E. M. 栗弗席兹，列夫·达维多维奇·朗道（1908–1968），《物理科学进展》97卷，169–183页，1969年。[15] 卡皮察（Пётр Леонидович Капица，1894—1984） 苏联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978）。1918年毕业于彼得格勒工学院，1921年起在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师从卢瑟福从事研究，1929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34年回国探亲时被苏联政府留置，此后在莫斯科组建物理问题研究所并任所长直至逝世（1946—1955年间因与贝利亚冲突曾被撤职）。主要科学贡献包括：发现液氦的超流性（1937）、发明空气液化的涡轮膨胀机、研制新型微波发生器、提出球状闪电的等离子体理论等。因在低温物理领域的奠基性工作，被誉为“低温物理之父”。曾两度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45、1974）及斯大林奖（1941、1943）。[16] 同注释2.[17] Correspondence between G A Gamow and P L Kapitza, Uspekhi Fizicheskikh Nauk, 164(8) 879-888(1994), Translated by A Gelbtuch,[18] 参见弗伦克尔的分析，弗伦克尔 V.Ya.，乔治·伽莫夫：生平纪事，1904–1933（纪念伽莫夫 G.A. 诞辰90周年），物理科学进展，1994年8月，第 164 卷, 第 8 期。[19] Kojevnikov, Alexei B. Stalin's Great Science: The Times and Adventures of Soviet Physicists. Imperial College Press, 2004.[20] 彼得·彼得罗维奇·拉扎列夫（Пётр Петрович Лазарев，1878—1942） 苏联生物物理学家、地球物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17）。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后师从物理学家列别捷夫，转向物理学研究，1912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11年为抗议沙俄政府打压大学自治，随列别捷夫等教授集体辞职离开莫斯科大学。1918年参与调查库尔斯克磁异常，同年为受枪伤的革命领导人列宁进行X光检查。1919年创建苏联第一个生物物理研究所并任所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生物物理学（离子兴奋理论）、地球物理学（磁异常研究）及科学史。1931年因反对部分共产党员不经选举进入科学院等事件被流放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次年返回莫斯科后仍在多所科研机构任职。著有500余篇论文和书籍，是苏联生物物理学奠基人之一。[21] 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罗日杰斯特文斯基（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1876—1940） 苏联物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国家光学研究所（ГОИ）创始人和首任所长（1918—1932）。1900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后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和吉森大学深造。1915年起任圣彼得堡（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研究所所长。主要贡献在原子光谱学和反常色散研究，1912年获罗蒙诺索夫奖。作为苏联光学工业的组织者，他领导建立了光学玻璃生产线，推动了苏联光学研究的系统化和产业化。1932年辞去国家光学研究所所长职务，由瓦维洛夫接任，此后继续领导光谱学研究直至逝世。[22] 列昂尼德·伊萨科维奇·曼德尔施塔姆（Леонид Исаакович Мандельштам，1879—1944） 苏联物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莫斯科大学教授（1925起），与约费并称为苏联物理学奠基人。1899—1914年曾在德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和工作。学术贡献极为广泛：与兰茨贝格共同发现光的组合散射（拉曼散射，1928）；建立振动理论并开创非线性振动学派；发明无线电干涉测量法；在量子力学中参与隧道效应的研究；预言瑞利散射的精细结构等。他创立了著名的曼德尔施塔姆物理学派，培养出塔姆、安德罗诺夫、列昂托维奇等杰出学者。其研究特点是将理论与实验、物理学与技术有机融合，对20世纪物理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