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Wikipedia

撰文｜张志会

2026年1月初，由参众两院协商达成的NASA2026财年综合拨款法案“彻底否决了白宫的激进削减”，将去年被砍到188亿美元的NASA总预算又提升到了244.4亿美元，比白宫提案高出56.3亿，基本与2025年持平；科学预算恢复至72.5亿美元，仅比去年微降1%，远优于白宫去年曾报出的47%的砍幅。

一场拉锯战后，一切看似都回到了最初，从一定意义上NASA安全了，这场航天科学家与特朗普之间的战争好像是胜利了。甚至，美国再次站在重返月球的门槛上，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公布的‘阿尔忒弥斯’计划时间表，它计划2026年无人绕月（原计划2月，现改到了3月）、2027年载人登月。然而，这背后的焦虑与博弈却无法忽视。今天的NASA，即便赢得了这场拉锯战，又拿到了与过去持平的大笔预算，却也早已不同了。

NASA已不再是那个心无旁骛探索宇宙的科研机构，虽保住了预算数字，却失去了昔日的从容与纯粹，正演变为一个目标更单一政治化、对商业资本的依赖性更强、人才与文化内核更脆弱的机构，难复昨日荣光。

01 大国竞争阴影下的NASA

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Sputnik 1），不仅标志着太空时代的开启，更在美国社会、政治与科技界投下了一道深远的“阴影”，进而深刻塑造了美国强调竞争与危机意识的战略心理。美国曾保持科技领域的战略自信，却眼睁睁看着社会主义对手苏联率先踏入外层空间，这种“被超越”的危机感直接催生了1958年NASA的成立和《国防教育法》的通过，以及1961年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启动。

而今，将近七十年前的那道巨大阴影虽已远去，但其留下的印记依然塑造着该国对科技主导权的执念，昔日的对手也已悄然转变为中国。

他们甚至刻意将中国的航天成就与象征性的“龙”的图腾相勾连，炮制出极具冷战色彩的“中国太空威胁论”。每当有中国航天器登陆火星、建成空间站或公布深空探测蓝图时，美国舆论便会惊呼迎来“新斯普特尼克时刻”，关于中国载人登月的“威胁论”调门也随之水涨船高。

对此，中国航天界一直不予回应，而是稳扎稳打地扎好自身底盘，壮大内核竞争力。而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已明确提出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的目标，与此同时，一系列高可见度的成就不断涌现。

如嫦娥六号成功从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天问系列火星探测任务稳步推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航天的发展，不仅着眼于提升自身能力，更始终秉持和平利用外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通过为全球科学界提供公共产品（如嫦娥六号搭载国际载荷、中国空间站向全球开放实验资源）来践行这一承诺。

而今，中国科学家利用嫦娥六号从月背带回的样品，正在构建出一幅全新的月球演化图景。例如，2026年1月,中国科学家公布，在月壤中首次发现并确认了天然形成的单壁碳纳米管和石墨碳，这种在地球上需要复杂工艺才能合成的先进材料，在月球极端环境下竟然能自然孕育，堪称“造物奇迹”。2026年2月又有惊喜传来，中国科学家首次发现了月球上42.5亿年前的古老苏长岩，校准了月球“时间标尺”，否定了“晚期重轰击”假说。此外，关于月背火山活动（约28亿年前仍有火山喷发）以及月幔水含量（显著低于正面）的重要发现。

正因如此，中国虽未公开提出载人登陆火星，但华盛顿的焦虑已从技术层面升格为战略紧迫感。甚至有人坦言，这已经不仅是一场科技竞争，而是两个航天大国之间的“战略认知竞争”。

02 长达半年的预算博弈

国家间太空竞争的压力之外，NASA还需要承受来自政府的预算紧缩。早在2025年上半年，NASA的科学家们已经笼罩在美国政府带来的前所未有的预算紧缩与人事收缩之下，深刻折射出美国太空战略的深层逻辑与未来走向。

2024年特朗普重新当选美国总统后，主导成立了“政府效率部”（DOGE），以削减“冗余机构”为名迅速介入NASA预算与人事管理，主推“精简化”“去中心化”“商业承包”。受此影响，2025年初，NASA推出“延期辞职激励计划”（DRP），名义上主张“人员更新与组织灵活”，实质是温和但大规模的裁员预演。

按照惯例，2026财年从 2025年10月1日 开始，到 2026年9月30日 结束。2025年5月30日，白宫预算办公室发布2026财年预算案完整版本，将NASA年度预算从248亿美元砍至188亿美元，削减幅度高达24%。受冲击最大的是，NASA科学经费从73亿美元骤降至39亿，砍掉近50%的科学预算，数十项太空任务一度面临“关停”指令。

7月，政府行政部门甚至已要求“金星大气探测+”（DAVINCI+）、钱德拉X射线天文台等任务组制定“收尾计划”。整个科学界产生强烈担忧——这不是简单的经费调整，而是一场系统性退潮。由此引发了NASA的科学家与工程师们给NASA局长联盟写公开信、网上签名，甚至集体上街游行抗议。

2025年7月4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旨在重塑NASA预算结构的《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OBBBA法案》）。该法案意图通过注资部分重点项目，对科学探测与载人项目进行战术回血，来稳定阿尔忒弥斯计划、月球门户站建设以及火星远征等战略目标；对地球观测则做了舍弃。在当时看来，这项《OBBBA法案》已然比白宫的预算草案乐观许多，其由国会参议院通过似乎已成定局。

然后，此后的预算之争并未停息。参议院商业、科学与交通委员会主导多轮听证，邀请多位科学家、国际合作伙伴及国防专家做证。预算之争的背后，实质上是美国军工复合体、科研机构、商业航天资本及国际盟友等多方利益诉求在国会舞台上的博弈与妥协。欧空局代表直言：“若NASA退出合作项目，我们将不得不重新评估方向。”美国国防部则警告：地球观测能力关乎气候安全与军事预警，不可外包。

在长达半年的博弈后，到了2026年1月初，由参众两院协商达成的NASA2026财年综合拨款法案“彻底否决了白宫的激进削减，使得这场危机迎来了戏剧性的转机：NASA总预算定格在244.4亿美元，比白宫提案高出56.3亿，基本与2025年持平；科学预算恢复至72.5亿美元，仅比去年微降1%，远优于白宫47%的砍幅。这个维持住NASA的基本体面的244.4亿美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法案为NASA的SLS（太空发射系统）、猎户座飞船等提供了额外的跨年度资金支持，使得表面上的微降在实际执行中并未对阿尔忒弥斯计划造成挤压。

03 被牺牲的火星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中美在深空科学前沿的“隐性竞赛”也已悄然展开。根据2025年11月底发布的官方信息，中国将在“十五五”时期组织实施“太空探源”科学卫星计划，其四大任务之一便是系外地球巡天卫星。该计划瞄准系外行星大气成分分析与生命信号搜寻，旨在为全人类解答“地球是否唯一”这一根本性科学问题，是中国对全球天文学知识体系作出的前瞻性规划与承诺。而美国国会在2026财年预算案中的一项针对性安排，则清晰揭示了这一前沿领域的战略互动性：被誉为哈勃真正接班人的“宜居世界天文台”（Habitable Worlds Observatory）获得了1.5亿美元启动资金，其核心科学目标正是搜寻类地行星上的生命迹象。这一拨款决定被广泛视为对中国“地球2.0”级科学计划的直接回应与战略对冲。

在这次美国国会的预算调整下，绝大多数科学探测任务也“存活”下来，包括“金星大气探测+”（DAVINCI+）“金星地质与成像”、钱德拉X射线天文台、罗曼望远镜、蜻蜓号土卫六探测器全部续命；NASA主导的天王星轨道器研究获1000万美元支持，美国深空探索雄心未减。这一互动表明，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前沿正加速向系外行星系统拓展，而大国间的科技竞争与创新激励，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复杂而微妙的共生关系。

这一逆转并非偶然，是美国制度内在制衡机制的体现。白宫试图以行政权力推动激进转向，国会则以立法权威实施政策纠偏。在中美太空竞争加剧（中国天问三号计划2030年前采样返回）背景下，美国不再满足于“科学领先”，而要展示“载人登火”的压倒性优势。在这一背景下，火星样本取回任务（MSR）成为NASA最大的“调整代价”。这项原本被航天界视为“圣杯”的任务，因预估成本高达80–110亿美元、返回时间推迟至2040年，被国会明确拒绝拨款。

对MSR取而代之的是“火星未来任务”（Mars Future Missions）：拨款1.1亿美元，聚焦雷达、光谱学、进入与下降着陆（EDL）等关键技术，将战略重心从“带回石头”转向“送人上去”——这清晰表明，面对中国在载人航天领域的步步紧逼，美国已将资源优先押注于载人登陆火星这一更宏大、更具象征意义的目标。

与此同时，商业化路径继续推进。新任NASA局长贾里德·艾萨克曼（Jared Isaacman）——一位亿万富翁宇航员兼商业航天倡导者——将主导这一转型。最新的预算案还明确支持在阿尔忒弥斯三号实现美国重返月球后，从阿尔忒弥斯四号起全面采购商业登月服务，并由VAST、公理航天等商业航天企业接替国际空间站。

无论如何，NASA自2025年开始推行的自愿离职和裁员计划，已对NASA人才梯队造成不可逆损伤：以商业合同替代内部研发的模式虽有望降低成本，但可能侵蚀NASA作为美国航空航天领域战略科技力量所独有的系统工程能力与风险控制文化；而伴随预算动荡与裁员所流失的资深工程师与技术专家，其带走的隐性知识与项目经验，或将对其深空探测等长期复杂任务的可靠性与技术连续性构成潜在风险。

正如行星学会的凯西·德赖尔（Casey Dreier）所言：“在必须与中国等国家保持竞争力的关键时刻，（NASA的）这种内耗不仅徒增摩擦，更导致效率低下。”

除了对内部的影响，NASA的转向对于美国商业航天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就在这个月（2026年2月），马斯克突然宣布“急踩刹车”，将星舰（Starship）的战略重心从火星转向月球，这一变阵其实正是对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精准“蹭流”。

很显然，马斯克收到了那个再明确不过的信号：短期内，火星项目的预算在收缩，甚至要为登月“让路”。面对这种“没钱又高风险”的局面，向来精明的马斯克自然选择了最理性的路径——暂时搁置火星，全力押注月球。无论是为了应对中国航天的步步紧逼，还是解决宇航员滞留等现实不确定性，此刻的月球都成了政客和商人共同的最优解——毕竟，在白宫与国会的博弈夹缝中，紧跟资金流向，才是商业航天生存的第一法则。

04 美国航天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吗

现实的太空竞争（也有人称为空缘政治）从未如此真切。对比两国太空发展路线，美国更多是 “政治目标驱动、市场力量补充、在竞争压力下调整” ，而中国则呈现出 “战略规划驱动、国家主导实施、系统性稳步推进” 的特点。当下，中国不仅在加速载人登月，还在构建覆盖月球、火星、系外行星的完整科学探测体系。而美国的选择是：近期目标，确保2027年阿尔忒弥斯三号载人登月抢在中国之前；较远目标则是，放弃昂贵的机器人采样，全力为21世纪30年代中期载人登陆火星铺路。科学任务虽被保住，但已从“全面开花”转向“精准打击”——每一笔经费都带有明确的地缘竞争指向。

这场从2025年夏天到2026年初的预算拉锯战，看似表面上的危机暂缓，最终没有让NASA滑向深渊，但也未能完全回到黄金时代。它揭示了一个冷峻现实：在财政紧缩与大国竞争并存的时代，太空探索不再只是人类对未知的浪漫追寻，更是国家意志、技术实力与制度韧性的综合较量。

这场预算风波揭示了一个根本性对比：美国太空政策正深陷国内政治周期与大国竞争诉求的拉扯，其政策摇摆与内耗代价高昂；而中国航天则坚持一条战略规划稳定、自主根基坚实、合作意愿真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锚定2035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中国航天正以坚实的步伐逐梦苍穹。面向未来，无论国际格局如何演变，中国都将秉持“外空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敞开合作的大门。因为我们深知，唯有在开放中共享成果，在协同中攻坚克难，才能让航天事业真正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崇高事业，这既是大国的担当，也是中国航天人对历史接力棒的庄严承诺。

（作者张志会近年来主要研究中国空间科学史、航天科技政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