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农历腊月后，金华浦江县的奖杯工厂开始昼夜不眠。

这里是全中国最大的奖杯产业带。对于汪健和他的同行们而言，农历新年前的最后一个月，是一年中最疯狂、最紧绷，也最不容有失的时刻。

这一个月，他在天猫上接到的奖杯定制订单，是平时的三倍。以至于这位40岁出头的老板，连续半个月泡在工厂里，一会儿在发货，一会又跑去和工人坐在一块儿组装奖杯，手指飞快、动作熟练。

在浦江的奖杯工厂，每一分钟都对应着一家公司、一个团队或者一个人的期待。几天后，他们手中这些闪着光的沉甸甸的水晶奖杯，将会出现在数千公里外某家公司的年会上，成为某个业务冠军一整年辛苦付出的注脚。

奖杯，是中国人年底最具仪式感的物品，也是各企业在“年终”节点的“刚需”。最高峰的时候，汪健的奖杯生意年销9000万元，大公司的奖杯定制预算一笔就是几十万元。

如果将镜头从汪健身上拉高，俯瞰整个浦江，所有奖杯行业的同行都在经历同样的“爆单”。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令人振奋的忙碌。订单纷至沓来，整个浦江的奖杯工厂，机器轰鸣声昼夜不歇，都在这个腊月迎来了属于他们的“世界杯”。

腊月的“荣誉”流水线

腊月，是浦江奖杯产业带的旺季。这里是“中国水晶之都”，有着数千家奖杯工厂，一到年底，工业园区彻夜灯火通明。

按照中国企业的惯例，无论这一年的业绩是激昂还是平淡，年终总结大会都是必不可少的仪式。评奖，不仅是物质上的鼓励，更是精神上的抚慰。这种集中爆发的需求，使得农历年底的一个月成为了奖杯行业的“春运”。

“这个时候，我们不怕没订单，就怕发不出货。”汪健直言。他的工厂每天能出货7000—8000套奖杯，但即便如此，仍然供不应求。“奖杯订单一般都挺着急，有些公司要几千套，要求第二天就发货。”

今年的情况尤为特殊。汪健观察到，虽然整体的销售额相比往年并没有大幅增长，但天猫店的订单数量却在激增。

如今，越来越多公司在年底对奖杯有需求，“很多中小型公司，临到年会前两天才想起来要定奖杯，全是急单。”

这种变化直接传导到了生产线上，车间的压力成倍增加。

汪健工厂生产的每一块奖杯，都是定制的，要用特殊的工艺雕刻获奖者的名字和奖项。他们既为娱乐圈颁奖典礼这样的场合定制高端奖杯，也为中智集团等等大型企业定制数千块荣誉奖杯，更多的是叫不上名字的小微企业，他们的需求量可能只有几块、十几块定制奖杯。

但生意的韧性就在于此。今年，头部企业的订单金额变小了，但无数个几十块的小单涌了进来。

“几千元的订单金额占了大部分。”汪健透露。为了消化这些碎片化却庞大的需求，他把自己变成了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

半个多月前，他把办公室搬到了车间，死盯着每一个环节。从早上八点到凌晨一点，除了简单的扒两口饭，他都在重复着组装、质检、封箱、贴单的动作。

“没办法，货发不了，作为老板，你不下场的话，别人怎么干？”在底座刻字、杯身组装的环节，每一个名字都不能错，每一张照片都要对号入座。这不仅是体力活，更是精细活。

但他不能停，这半个月的产出，占到了公司全年利润的很大一部分。

奖杯行业在一年中有着明显的淡旺季，“6月年中会有一波企业订单，毕业季有一波高峰期，其他时候，需求比较淡。”

但即便这样，汪健也得常年养着50多名工人，为的是年底的高峰期能保证足够的人手。如果说平时是“养兵千日”，那么现在就是“用兵一时”。

从学徒到老板

汪健并不是浦江本地人，他来自安徽九华山脚下的庆阳。

“小时候家里穷，妈妈养蚕、卖丝，父亲大冬天还得去山上给别人砍树。”贫穷的记忆刻骨铭心，也成为了汪健日后“绝不躺平”的原动力。

16岁那年，初中没毕业的汪健离开了安徽老家，来到了浙江金华浦江县。那是2002年，浦江的水晶产业正处于草莽生长的初期。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水晶雕刻学徒，每天要捧着重达15公斤的水晶原料，用刻刀在上面雕琢出龙、马等寓意吉祥的图案。

“那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汪健回忆道。那时，商务送礼风气盛行，寓意“马到成功”“龙腾虎跃”的大摆件市场火爆。一个月700元的工资，在当时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说，已经算是不错的收入。

然而，时代的潮水总是在不经意间转向。2010年左右，传统商务大礼品市场断崖式下跌。曾经卖五六千元一个的水晶雕刻件，跌到了一千多元也没人要。水晶摆件这个行业，慢慢落寞了。

手艺没了，人还得活。汪健敏锐地抓住了第二次机会——水晶影像耗材。

2009年到2012年间，影楼生意红火，将照片印在水晶白坯上成为了一种时尚。汪健和朋友一起打工的朋友出来创业，在浦江做起了这种耗材的生产和销售，通过百度引流，生意一度做到了一年一千多万元的规模。但好景不长，2013年，随着智能手机普及和影楼生意的转型，这个市场也迅速萎缩。

相继亲历了两个行业风口的退潮后，汪健意识到，他必须主动寻找一个更稳定、更具成长性的细分领域。于是，他把目光从水晶大类投向了一个正在萌芽的新赛道——奖杯定制。

“市场断崖式下滑，我就想办法改行，做奖杯。”

2013年，汪健身边所有人都在讨论淘宝，他也注册了一个淘宝店，当时市面上的奖杯款式加起来不超过100种，所有人卖的都是样式差不多的通货。但竞争小，大家活得都不错，“同行老板们也都安于现状”。

2016年，不甘心只做“小生意”的汪健，跑到电商氛围更浓厚的杭州，租下了两百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开天猫店，招募了专业的运营、美工和客服，试图用更正规的“杭派打法”来做奖杯。

第一年，汪健的销售额冲到了2000万元。但在光鲜的数字背后，是巨大的成本和极度的疲惫。

“我那时候一个人，一边要管杭州的电商运营，一边要管浦江的供应链生产。每天杭州浦江往返，一天就要开六百公里。一辆车一年跑了十几万公里，生活基本都在车上。”

那是汪健最累的一年，也是他认清行业本质的一年。奖杯这个行业，离不开产业带。浦江作为全国最大的水晶产业带，其供应链的完善程度是任何地方无法比拟的。

“2017年，我就做了决定，把杭州的全部撤掉，带了核心的人搬回了义乌和浦江。”那两年，汪健发现中高端奖杯的需求越来越大，这对生产环节和原材料储备环节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涉及到榉木、黑胡桃木等浦江没有的产业。

于是汪健拿出前些年赚到的钱，在浦江和老家安徽分别建立了生产工厂和原材料工厂。这次的投入，为他的事业带来了质的跃迁。“当高端需求找来时，我们有能力生产，客单价便提升了不少，销售额也升到了4000多万元。”

在汪健等头部商家的带领下，这些年，浦江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奖杯闭环。

“以前浦江只有水晶产业，我们做木质底座要跑到外地找工厂，做金属配件要跑温州、广东。但这些年，因为奖杯产业的聚集，所有的配套工厂都主动开到了浦江。”从水晶切割、打磨，到木头加工、金属电镀，再到最后的组装发货，所有环节都可以在这个县城内完成。

完备的产业集聚，让成本被压缩到了极致，也让反应速度提升到了极致。面对年底天猫店的暴发，浦江的奖杯工厂都开足了马力，向全国输送荣誉。

在“红海”中寻找机会

十几年来，浦江的奖杯产业经历过多次变革。早期，汪健和同行一样，卖的都是本地工厂的通货。后来，需求催化生产变革，浦江的奖杯工厂做过不少材质上的创新。

2017年，汪健引领了一波市场潮流，开始了高端定制。当时，市面上大多是几十元钱的低客单奖杯，他反其道而行之，开发了一款金灿灿的树脂奖杯。

树脂这种材质，可塑性极强，可以做成五角星、火炬等各种立体造型，视觉冲击力远胜传统水晶。这款产品一经推出，迅速引爆市场，整个浦江的同行全都涌进来，“当年年底，浦江同行工厂加起来卖了一百多万套”。

“那时候，我们边上做1688批发的，每天用九米长的平板车拉货，一天拉两趟。那个量是恐怖的。”

2018年，汪健瞄准了“材质组合”与“定制化”。他将之前做影像耗材时积累的“照片转印工艺”应用到了水晶奖杯上，让奖杯不再只是冷冰冰的文字，而是可以印上真人的照片。

同时，他开发了“黑胡桃木+水晶”的组合产品。

“以前市场上都是用密度板这种最差的木头，或者是纯水晶。我们升级到了黑胡桃木，质感完全不同。”汪健说，这款产品主要用于制作授权牌匾（授权书）。

他找了当时行业里做得不错的几家天猫旗舰店合作，将这款100多元高单价的产品切入市场。结果再次爆发，单品每天的销量突破两万套。

2020年，疫情席卷而来，很多公司年会取消，奖杯市场一度停摆。但汪健发现了另一股需求——对抗疫英雄的表彰。

“我们专门设计了十五款抗疫奖杯。”当时，上海某区的一个街道直接订购了4000套。紧接着，杭州、武汉等地的需求蜂拥而至。那个月，仅这一款奖杯就卖了300多万元。

“奖杯上面刻着‘某某区志愿者’，加上本人的照片。如果不定制，这就是个通货。但加上了名字和照片，它就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汪健感慨道。

2024年，汪健的奖杯生意迎来了最高峰，年销售额达到了9000万元。但这两年，行业风向似乎又变了。

“今年是红海中的红海。”汪健坦言。如今，在同行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曾经的“中高客单价”策略遭遇了挑战，消费者能花更少的钱，买到比以前更高端的定制奖杯。

但汪健经历了数次行业变革，已经十分灵活，“我们需要主动去适应市场，而不是等着它来淘汰我们”。

对于未来的奖杯行业，汪健觉得，“只要中国人越来越有钱，或者说只要人有精神上的需求，它就永远不会淘汰。”毕竟，这些一个个即将发往全国各地的包裹里，装着的是无数普通人的高光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