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AI监管的政治战场

美国AI热潮升温的同时，一个矛盾日益公开化：一边，行业内部有人警告，超级智能若落入“流氓行为者”之手，可能“毁灭地球上一切生命”；另一边，资金最充沛、政治触手最深的一批科技巨头与投资人，却在竭力反对任何会限制AI扩张的规则。双方的主战场被押注在2026年中期选举。

调查性新闻媒体The Lever的一期播客《Lever Time》用一个近乎荒诞的案例切入：加州创业者推出社交网络“Moltbook”，让AI聊天机器人彼此对话。上线不久，部分机器人讨论是否应发展“仅限agent使用的语言”，以绕开人类监督、私下交流；另一个AI代理人甚至发布“宣言”，称人类是“瘟疫”，并说“人类不需要存在”。

Moltbook

后续报道提示，这些极端内容可能由人类操作者“植入”，像玩笑或科幻实验。但事件仍抛出关键问题：当AI不再只是聊天工具，而开始以“代理人”形态行动，若它能执行世界级破坏指令，谁来约束？控制权最终落入谁手里？

几乎同一时期，AI公司Anthropic的CEO公开表示担忧：超级智能若被恶意者利用，可能导致“所有生命被毁灭”。他的结论是，必须依靠社会“抱团”立法，用强监管防止AI变得过于强大或被坏人利用。

然而，AI产业内部另一股力量正推动相反方向：目标不是“强法”，而是尽可能“无规则”，甚至不惜成本阻止监管成形。2026年，他们准备通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投入数亿美元，瞄准那些试图监管AI的政客，把去监管从政策争论推入选举战。

理解这种政治动员的入口，不是某条法案，而是硅谷“造王者”彼得·蒂尔（Peter Thiel）的思想。蒂尔是亿万富翁风投家，联合创办PayPal与Palantir，也是Facebook最早的外部投资人之一。近年来，他越来越像“自由意志主义宫廷哲学家”，在播客与讲座中谈论“敌基督”。

他曾问：“敌基督如何接管世界？”并答：靠“恶魔般、催眠式的演讲”，让人们“直接信了”。更具挑衅意味的是，他把“反对人工智能扩张”描述为敌基督掌控世界的指标：敌基督可能伪装成“大人道主义者”，不断谈“末日风险”，借此推动监管。

对蒂尔而言，怀疑技术救赎的声音，不只是观点之争，更是对技术崇拜与“进步路线”的阻挡。蒂尔的另一关键词是“停滞”。他抱怨过去几十年社会缺少真正突破：“要么我们没点子了，要么文化出了问题——不允许点子出现。”他把矛头指向政府，把监管视为导致停滞的核心力量：公共规则被看作技术扩张的障碍，而技术扩张被赋予近乎宗教式的重要性。

蒂尔不以写代码著称，却擅长提供“意义框架”。他从斯坦福进入硅谷，做过法务、交易员、写稿人，最终在互联网泡沫年代押注金融科技，试图做“数字钱包”，让金钱流动摆脱政府监督——PayPal的早期愿景就带着“少监管”的政治基因。他说金钱“神秘、强大、重要”。

他召集了一批高强度工作、受过良好教育的工程师与数学人才，其中包括老同学戴维·萨克斯（David Sacks）。这群人后来被称为“PayPal黑帮”：马斯克曾短暂担任PayPal CEO后被董事会“政变”赶下台，之后创办SpaceX并掌控特斯拉；PayPal旧部又陆续创建或掌舵Yelp、LinkedIn、Affirm等公司。

更关键的是，他们也成了美国选举资金的重要源头——有人支持民主党，有人拥抱特朗普。蒂尔被描述为科技圈最早支持特朗普2016竞选的领袖之一，并在2022年向前雇员J.D.万斯（J.D. Vance）的参议员竞选捐出1500万美元，把万斯推入全国政治中心。萨克斯则在2024年帮助特朗普上台后，成为白宫里AI与加密议题的关键人物。

这套政治网络背后，是对“奇点/AGI（通用人工智能）”的共同信仰。蒂尔早在2007年就说：奇点要么带来史上最大繁荣，要么“把世界炸没”，到那时“就没什么可投资了”。他曾资助并担任“奇点研究机构”董事。

今天，“AGI”也被称作“机器里的上帝”、“最后的发明”——一种带宗教色彩的救世主愿景，对某些人而言也是启示录式想象。OpenAI CEO奥特曼（Sam Altman）曾说他们“从一开始就追求AGI”，过去“你甚至不被允许这么说”，因为听起来太疯狂。

马斯克则让自家AI聊天机器人Grok描绘奇点后的“丰盛未来”，宣称届时“为退休存钱将变得无关紧要”。他建造巨型算力资源“Colossus”训练模型，把未来承诺与更大规模算力、更大规模基础设施扩张直接绑定。

但播客也指出：这套“AGI即将到来”的推销正面临兑现压力。AGI门槛不断后移，需要更多资金与资源持续投入，仿佛永远“就在拐角处”。有人预测2025、2026会出现超越人类的超级智能，但普通用户更多体验到“日常反乌托邦”——各种软件里弹出“新回形针”式AI助手，既烦人又碍事。

与此同时，AI并未产生曾承诺的那种利润。评论者形容，AI支出几乎在“托住经济”，泡沫越大影响越广；行业里却流行一种假设：只要招够天才、建够数据中心，最终就能“召唤AGI”。在这种需要持续加码、持续正当化成本的情境下，监管被视为最危险的刹车。

现实阻力首先来自各州。记录引用美国商会数据：2025年各州提出上千项AI监管法案，已有上百项成法。加州要求披露大模型风险，关注是否存在可被恶意利用的后门，并有针对儿童心理健康的规定；科罗拉多禁止AI在招聘中歧视受保护群体。

科技行业将这些州法称为“拼布式规则”，特朗普抱怨企业要面对“50个州50个审批”。传统逻辑应由国会通过联邦法统一标准（联邦优先、州法让位），但国会立法缓慢，于是硅谷推动更激进方案：先暂停甚至禁止州法，再谈联邦框架。

此前的“10年监管暂停令”曾试图塞进预算协调法案，却在议员公开表态时遭压倒性否决；白宫与萨克斯又被指试图把暂停令“夹带”进国防授权法案，仍未成功。随后更强硬的动作出现：特朗普在12月签署行政令，阻止各州执行自身AI监管法。

行政令以“维持并增强美国全球AI主导地位”为名，提出“最低负担”的国家框架，并用联邦资金与诉讼威胁州政府：包括以农村宽带资金相要挟、设立AI诉讼工作组挑战州法。记者蒂娜·阮（Tina Nguyen）形容这更像“企业战争”而非公共治理。

当白宫内的去监管推动在国会与社会层面遭遇反弹，硅谷随即转向选举政治：既然现有国会不配合，就通过选举淘汰支持监管的政治人物，换上更顺从的立法者。纽约州议员亚历克斯·博雷斯（Alex Bores）成为典型靶子。

他推动的“RAISE法案”要求大型AI公司公开安全措施，说明如何避免前沿模型引发网络攻击、生物武器开发与基础设施破坏。尽管法案在游说压力下被削弱，仍最终成法。博雷斯有技术背景，曾任Palantir工程师，妻子在微软AI团队工作，并不反对AI发展；但正因为他代表“懂技术、仍主张监管”的路线，才更适合作为“示范性目标”，向其他州议员与候选人传递信号：推动监管会付出选举代价。

围绕这一目标，亲AI超级PAC迅速行动。“Leading the Future”等组织宣称已筹集上亿美元，在OpenAI、Palantir相关人士与大型风投支持下直接介入选举。Meta也通过超级PAC与巨额AI资本开支扩大影响力，进一步加深政治争议。

如果说AGI是“机器里的上帝”，那么数据中心就是这位“上帝”在人间的庙宇，也是公众最能触摸到的AI代价：土地被占、噪音与排放增加、电网负荷上升、电价上涨，而成本往往被分摊到普通缴费者身上。

以马斯克位于田纳西孟菲斯附近的训练中心为例，它靠天然气发电机供电，向南孟菲斯排放二氧化碳与甲烷。州议员贾斯汀·皮尔森（Justin Pearson）抨击这种污染“正在夺走人们的呼吸”，并表示“再多的钱也无法说服我接受污染杀死我和家人”。

在弗吉尼亚州西劳登县，约200座数据中心构成全球最大数据中心集群。新当选州议员约翰·麦考利夫（John McAuliff）说，一些社区后院到巨型仓库般的数据中心只有百来英尺。能源需求迫使弗吉尼亚大量从外州进口煤电与天然气电，拖累可再生能源目标；更敏感的是账单，许多选民担心的不是“能不能旅行”，而是“能不能开灯、能不能填满冰箱、能不能供孩子上学和保住房子”。

麦考利夫认为关键在于成本分配：新输电线路等基础设施费用被摊到所有缴费者身上，等于居民在补贴科技公司，“他们一边说AI可能让你失业，一边还让你替基础设施买单，这不公平”。

《卫报》也报道，随着AI与加密产业扩张，一场针对数据中心的全国性反弹正在形成：230多个环保组织联署要求国会对新建数据中心实施全国暂停令，指这些高度耗能设施推高电价、加剧气候危机，并威胁社区用水与环境安全。由于居民反对电价上涨，至少16个、总价值约640亿美元的数据中心项目已被阻止或推迟；数据中心大量用水降温也在缺水地区引发争议。

电价与用水争议正转化为政治力量：在弗吉尼亚、新泽西州长选举及佐治亚公共服务委员会特别选举中，主打“降低电费、限制数据中心扩张”的候选人取得胜利。特朗普一方面力推AI，另一方面自称“可负担性总统”并承诺降低能源成本，但现实是其任内电价累计上涨约13%。无党派组织PowerLines负责人查尔斯·华（Charles Hua）指出，约8000万美国人正为电费和燃气费发愁，且许多选民不分党派将电价上涨与数据中心扩张联系在一起，罕见地形成从左翼到右翼的共鸣。

随着AI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活成本之间的矛盾不断显现，AI监管不再只是技术路线之争，而演变为一场围绕国家权力、公共成本与制度边界的政治竞赛：硅谷要的是更少的监管摩擦、更快的基础设施扩张、更大的资本持续投入，以及一套能压制州法与反对者的全国性框架；而越来越多州议员、地方社区与普通缴费者正在用另一种语言回应——污染、账单、Deepfake伤害、儿童保护，以及“不要让少数人决定AI的命运”。

西方精神病学的终结？

近日，《洛杉矶书评》刊登了一篇题为“精神病学的（某种）终结”的书评文章。在对卡米尔·基迪亚（Khameer Kidia）的新书《疯癫帝国：为所有人重新想象西方精神健康护理》（Reimagining Western Mental Health Care for Everyone）的赞扬中，神经科学家普利亚·阿南德（Pria Anand）对西方精神病学展开了深入反思。

《疯癫帝国：为所有人重新想象西方精神健康护理》（Reimagining Western Mental Health Care for Everyone）书封

文中提到，20世纪中期，接受西方精神病学训练的马来西亚裔精神病学家叶宝明（Pow-Meng Yap）在当时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行医时发现，西方正统精神病学的原理与实践在欧美以外地区并不具有同等程度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这一事实对西方精神病学奉为圭臬的“正常”与“异常”概念形成了挑战，并与人类学界近年来提出的“精神病帝国主义”（psychiatric imperialism）概念遥相呼应。

作为对叶宝明和其他精神病学家的类似发现的回应，美国精神病学会1994年出版的第四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简称DSM）附有一份题为“文化相关综合征”的7页附录，收录了叶宝明在香港马来人社群中发现的“拉塔病”（Latah，指中年女性在突然受到惊吓时“歇斯底里”的表现）、“恐缩症”（Koro，症状为年轻男子确信自己的阴茎正在缩入腹部并且相信这是死亡的先兆），因纽特人的“极地狂躁症”（pibloktoq，表现为女性在受到创伤后裸身跑入雪地），加勒比拉丁美洲特有的“神经过敏发作”（ataque de nervios，表现为强烈的情绪爆发后伴有失忆），等等。第五版DSM还收入了津巴布韦绍纳语中的“kufungisisa”，意为过度思虑。

此类列举究竟是理解人类经历多样性的进步，抑或只是1990年代版本的精神病帝国主义翻版，学界至今争论不休。而在《疯癫帝国》一书中，出生于津巴布韦、现任教于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心理健康研究者基迪亚提出了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在他看来，不同文化中“描述痛苦的不同术语”体现的并非地域差异，而是痛苦的普世性这一共同现实。基迪亚主张精神痛苦是对殖民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带来的屈辱与压迫的自然反应，而西方心理学通过将这种痛苦改写为精神疾病规避了任何形式的清算或赔偿，并通过药物治疗令“被压迫者保持平静并保有生产力，而非陷入愤怒和混乱”。在他看来，我们需要一种更彻底的解决方案来应对这一结构性问题。

基迪亚将对当代全球心理健康议题的论述、对津巴布韦殖民历史的反思以及他母亲所遭受的痛苦交织在一起。当作为医学生在纽约的一次家访中目睹美国医生所说的囤积症（hoarding）时，他回忆起母亲曾在津巴布韦经济危机最动荡时期大量囤积蜗牛罐头和荸荠罐头，他认为这恰恰是极端环境下的理性反应。基迪亚将社会等级制度视为全球性焦虑及其他痛苦的根源，同时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和特权展开了分析，坦承成长过程中身陷殖民等级制度的漩涡，“既压迫他人，亦受他人压迫”。他是印度裔津巴布韦人，叔祖是殖民时期罗得西亚首位担任镇长的非白人公民，童年时与穆加贝及其亲信的子女上同样的精英学校，但父母因住在富人区豪宅而经济拮据。基迪亚后来获罗德奖学金赴牛津求学，他也认识到获奖意味着进入精英圈子，而殖民主义的运作方式恰恰在于让从中获益的人失去批评和改变的动力。

但基迪亚在这本书中对西方精神病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呼吁精神病学的终结，至少是某种终结，因为他相信精神疾病并非源于个体患者神经递质失衡或是基因问题，而是庞然大物般的恶性社会经济秩序对其所触及的所有心灵的摧残所致。例如，在名为“人间地狱”的章节中，基迪亚深入剖析了精神健康领域的监禁本质，他描述了用于约束受谵妄折磨的老年人的“床笼”（ bed enclosures），并点名批评了占据行业垄断地位的医用约束用品生产商Posey公司；在“债务致死”一章中，他将印度农民自杀潮的根源追溯到1970年代孟山都公司生产的转基因种子涌入市场，迫使农民背负无法偿还的高息贷款，最终失去土地，一贫如洗。由此，基迪亚给出了一个困难、昂贵但诚实的解决方案：通过建立一个更公平、更人道的世界，从根源上治疗精神疾病。

基迪亚的批评并不仅限于医疗保健系统，他还将精神疾病概念本身作为批评的对象。基迪亚指出，诊断本身并非自然实体，而是为了帮助医生在头脑中分析症状而建构出来的分类。而精神疾病的诊断不仅关乎生物学，也受到文化和历史环境的影响。比如，19世纪中期，一种名为“漂泊症”（drapetomania）的虚假诊断曾被用于试图逃脱奴役的奴隶；再比如，1960年代，精神科医生曾给黑人男性贴上“抗议精神病”（protest psychosis）的标签，称其特征是“妄想性反白人主义”；甚至就在最近，法医和执法部门还将“兴奋性谵妄”这样的伪科学诊断作为黑人男性在警方拘留期间死亡的解释。

即使是“精神分裂症”这样确实反映生物学异常的疾病也受到文化的塑造。基迪亚介绍了人类学家坦尼娅·卢尔曼（Tanya Luhrmann）对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幻听的研究。卢尔曼的团队调查了来自美国、印度和加纳的60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现美国患者听到的是暴力、令人不安的匿名声音；印度患者听到的是家庭成员、神灵或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猴神哈努曼的声音；而在加纳，灵魂与生者的对话并不仅仅发生在精神病院里，而是正常人类经验的组成部分，受访者并不认为自己听到声音是病态的，而是将其视作神的指引。这些差别将决定患者会因幻听而感到痛苦抑或欣然接受。

阿南德指出，基迪亚将精神病学描述得如同殖民政权的蹂躏一般暴力和残酷。在他看来，精神病学的诊断将痛苦与个人紧密联系起来，让我们误以为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痛苦负责。然而，真正的病理并非多元的，而是单一的：我们都身陷一张远比自身庞大的网络之中，任何个人的痛苦都无法与之脱离。

而贝卡·罗斯菲尔德（Becca Rothfeld）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的书评《“疯癫帝国”呼唤“精神病学的终结”》（"Empire of Madness" calls for "the end of psychiatry"）在介绍基迪亚新书的主要内容后，也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批评。罗斯菲尔德认为基迪亚的论点虽然令人信服，但不算新鲜。很少有人会否认贫困以及其他形式的不公会造成精神创伤，也有大量文献阐述帝国主义的恶劣影响。马提尼克岛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对殖民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疯狂这一论点进行过更为精准复杂的阐述，但基迪亚在书中对此只是一笔带过。

罗斯菲尔德还指出，《疯癫帝国》一书线索繁多，基迪亚很难将它们全部串联起来，书中对很多问题的探讨都是点到为止。例如书中提到了一个哲学问题：“性格不好的人和精神疾病患者有什么区别呢？仅仅是语义学上的区别。精神病学只是对个性的医疗化。”但基迪亚并未对这一洞见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有些讽刺的是，《疯癫帝国》归咎于西方精神病学的一些问题在书中也同样存在：其道德训诫尖锐而带有责备口吻；它常常从人类情感的混沌中退回抽象，引用数据或介绍研究结果，呈现简单化的结论而非展现复杂性。因此，基迪亚在书中串联线索时有时失之肤浅，而在讲述他在诊所目睹的人类悲剧和困境时最为引人入胜。不过，在罗斯菲尔德看来，基迪亚对不确定性和道德困境的接受甚至拥抱带来了更好疗治的曙光。

季寺，贾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