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Pixabay

撰文｜张榆泽

当牛津大学出版社将“愤怒诱饵”（Rage Bait）选为2025年的年度词汇时，一种集体性的受害者叙事正变得越来越广泛。

这个词所隐含的图景，是大众被描绘成一群在数字海洋中游弋的无辜鱼群，被某种看不见的险恶力量用精心设计的钩子钓起。媒体的解读大多遵循这一路径，将矛头指向平台的流量原罪。这种清晰划分善恶的方式让人感到舒适，好像我们都是清醒的，只是被技术蒙蔽了双眼。

如果剥离掉“诱饵”这个充满欺骗性的隐喻，我们会发现一个被忽略的底层逻辑，即这一现象的根源并非单纯的互联网技术与算法，而是根植于人类古老的心理结构与行为模式之中。它在不同语境中反射出的，是我们在原子化社会中无处安放的道德优越感、被压抑的阶层焦虑，以及一种渴望通过“共同的恨”来确认“我们是谁”的生存本能。

01 作为娱乐的道德确认

社交媒体上的“愤怒”究竟是什么？当我们谈论这个话题时，不能将其仅仅视为数字时代的特产。

回顾传播史，愤怒诱饵这个词所指摘的并不新鲜。早在19世纪末，普利策与赫斯特的报业大战中，夸张惊悚的标题、煽情的犯罪故事和骇人的配图，历史上的“黄色新闻”精准地撩拨着大众的神经，旨在博取销量；到了20世纪，一些谈话电台总是乐于呈现极端的观点和猛烈的争吵，电视真人秀更是将冲突视觉化，原本私密的家庭撕扯搬上舞台，供大众审判取乐；即便在算法尚未登场的时代，中文互联网上的各大论坛，也从未缺席过漫天的谩骂。

在当下，学界关于“新黄色新闻”的讨论，不过是这一历史幽灵在算法时代的某种回响。

这种跨越媒介形态的共性，似乎指向的是我们本身的弱点。从个人视角来看，人们在信息接收与加工时，会本能地倾向于关注那些能激发高情绪唤醒的内容。正如古语所云“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这种对负面信息的敏感度是人类进化中形成的生存机制。因此，“坏消息传播更快”的现象，有历史渊源，也更是人性使然。

好莱坞女星詹妮弗·劳伦斯曾坦承，她有一个秘密的社交媒体账号，专门用来在评论区与陌生人争论真人秀的剧情。刻板印象中的“网络喷子”似乎都是边缘群体，但对于拥有巨大社会资本的人来说，参与琐碎的冲突依然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在数字时代，愤怒不再仅仅是对现实不公的应激反应，更在大多数时候被当做一种低成本的娱乐。

对于多数网友而言，当我们在社交媒体点击发送的瞬间，实际上完成了一次道德优越感的确认。社会心理学中的“道德宏大叙事”（Moral Grandstanding）理论认为，许多在线愤怒的表达，其目的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向所在的社交圈展示：“看，我持有正确的价值观，我与那个‘愚蠢/邪恶’的人不同。”当我们转发一个展示不良行为或者不同观点的视频，并附上激烈的抨击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刻意的品味区隔。愤怒，成了一种表演性的手段。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愤怒并非预设在大脑中，而是我们根据社会互动实时构建的概念。随着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难以集中，我们对于情绪的理解也越来越局限。一个拥有高情绪粒度的人，能够精准区分“恼怒”、“义愤”、“挫败”甚至“尴尬”。但在碎片化的网络下，我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愤怒”这个通用的标签来解释所有的情绪不适。

当我们感到被忽视（孤独）、感到对未来无力（焦虑）或感到自身地位受损（羞耻）时，直接宣泄“愤怒”是最简单的路径。互联网提供了一个简化的认知模板，即将一切不适归为外部的敌人。这种机制掩盖了更细腻、更痛苦的情感需求，让愤怒成为了一种掩盖无力感的防御性面具。

因此，并不是算法导致了我们的愤怒，而是当下的生存环境让我们不得不主动简化自己的情感模式，让“愤怒”包裹着更多的情感需求，包括休闲娱乐、缓解孤独等。毕竟，在原子化的社会中，没有什么比共同攻击一个目标，更能迅速获得（伪）归属感的了。

02 被压抑的与被奖赏的

在跨文化的对比中，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愤怒的社会功能。

在加拿大北极圈的乌特库因纽特人（Utku Inuit），如果一个成年人发怒，则会被视为像婴儿一样心智未开，甚至面临被群体忽视的社会性死亡。因为在残酷的冰原上，冲突意味着毁灭，控制愤怒是对生存关系的深度维护。相反，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卡卢利人（Kaluli）在吉萨罗（Gisaro）仪式中，舞者用悲伤的歌声激怒宿主，宿主则用火把烧灼舞者的背作为回报。这里的愤怒成为一种确认关系紧密程度的神圣仪式。

不同样本里截然不同的指向，让我们看到愤怒本身是中性的，关键在于文化如何编码它。

从人类学视角去观察，我们会发现“愤怒”从未有一个标准答案。它既可以是禁忌，也可以是礼物；既可以是幼稚的标志，也可以是神圣的仪式。互联网上的愤怒狂欢，更像是现代社会情感规则失调的产物。

正因如此，我们需要首先明确的是，愤怒作为一种正常的人类情绪，本身并不是需要治理或管控的对象；真正需要被审视和治理的，是那个“诱”字。

阿莉·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在《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中提出，在现代服务型经济中，绝大多数人（尤其是中下层劳动者）在现实生活中必须出卖对情绪的控制权。互联网成为了这种压抑的补偿性空间。尤其是男性，在“男儿有泪不轻弹”的社会规训下，往往将脆弱转化为暴怒。这种作为宣泄出口的愤怒，具有其社会心理的正当性。

然而，“诱饵”则意味着一种刻意的、工业化的操纵。

有的创作者会专门编排剧本，在家里架设摄像头，表演“夫妻分鸡蛋不均引发争吵”的戏码。这种内容之所以能获得巨大流量，是因为它精准击中了大众的情绪痛点。甚至有创作者开发出“骗互动弹窗”——制作假的“未成年人模式”弹窗，将关闭按钮设计在点赞键附近，诱导用户误触。

遗憾的是，目前的互联网文化既没有因纽特人的强关系约束，也没有卡卢利人的仪式化互惠。我们似乎处于一种“悬浮的愤怒”之中，所有带负面情绪的表达既不维护关系，也不进行深层连接，它只生产数据、流量和带有偏见的标签。这种脱离了社会功能的愤怒，不再是某种外部施加的陷阱，而是我们的情感本质在数字时代的异化。

所以面对这场“猫鼠游戏”，当许多人将虚构的、夸张的、甚至伪造的冲突，包装成现实的切片，诱导公众投入真情实感的愤怒。对平台而言，治理的靶心，也应当是这种基于欺骗和操纵的行为，而非公众的情绪本身。

03 伦理边界与数字生存的未来

在受害者叙事中，算法往往被描绘成“诱饵”。人们习惯性地认为，因为愤怒能带来高互动，所以算法一定会无底线地推波助澜。

这种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虽然在道德上令人舒适，但在逻辑上是懒惰的。因为事实往往更复杂，算法既可能扩大愤怒，也拥有抑制愤怒的能力；而平台出于生态健康的考虑，正在从“流量思维”转向“生态思维”。

从国内头部数字平台的实践来看，平台视角的“有毒流量”不仅不能带来商业价值，反而会破坏社区氛围，导致用户流失。因此，针对谣言、同质化博眼球内容、网络暴力攻击等问题，平台建立了一套复杂的识别模型。那些专拍婆媳对立、制造伪事实的“剧本”，一旦被识别就会面临下架或降权的处理。

更为关键的是推荐算法机制本身的迭代，推荐算法并非只看“点赞”和“评论”这些正向指标。现在的算法逻辑是多目标分配的，如果平台识别出某条内容虽然获得了高点击，但引发了大量的谩骂、举报或负面反馈，也会被打上负向标签。这意味着，一条引发了巨大争议和撕裂的视频，不仅不会因为“黑红”而获得更多推荐，反而会因为“负分”权重的增加，在下一轮分发中被系统拦截。

这种生态调节让引发对立的流量越多，得到的推荐反而越少。比如，抖音会将大模型技术与推荐算法结合，从内容和评论等多维度治理“愤怒诱饵”，强化争议热点研判以及对潜在网络暴力行为的识别，对违规内容和账号从严、从速管控。

当我们厘清了人性的弱点、资本的操纵与技术的博弈后，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个充满“诱饵”的世界？

首先，我们必须警惕滑向另一种精英主义的傲慢，即将所有在线冲突一概而论为“诱饵”，这在哲学和伦理上是极度危险的。

这种论调容易导致一种认识论的暴力，即剥夺边缘群体表达痛苦的合法性。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批评过那种通过羞辱他人来获得地位提升的“空洞愤怒”，但我们也必须捍卫奥德雷·洛德所说的“正义之怒”。

当弱势群体抗议系统性歧视时，这种愤怒是变革的燃料，而非流量的诱饵。如果不加分辨地将所有冲突都斥为“脑腐”或“诱饵”，我们实际上是在要求一种死寂的和平，这将抹杀社会进步的动力。

因此，共同遏制“愤怒诱饵”，需要多方的合力。对于平台而言，需要持续优化算法模型，让制造对立的生意无利可图；对于监管方而言，重点应打击那些编造虚假剧情、操纵群体情绪的“伪纪录片”式产业链；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则需要一种新的数字生存智慧。

令人欣慰的是，当下用户开始大规模地从公开的、充满敌意的广场，撤退到更私密、更低压的“客厅”（如亲密社群）。研究表明，积极的情绪在强关系中更能促进凝聚力，而消极的情绪更易在弱关系中传播。

未来的媒介素养，要求我们具备一种二阶观察的能力：当我们在屏幕前感到热血上涌时，我是真的在为正义感到愤怒，还是在享受这种“休闲性愤怒”带来的多巴胺？我是在回应一个真实的人，还是在攻击一个被建构出来的人设？我的愤怒是在建立连接，还是在制造断裂？

愤怒诱饵作为2025年的年度词汇，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提醒我们注意那些被忽视的情感需求，和被误解的沟通方式。它远不能概括我们当下的时代情绪，它像一面镜子，诚实地照出我们的勇气或软弱，并为我们提供重新审视和改变的契机。

（作者系对外经贸大学文学与国际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