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报（记者 马嘉）2025年，中国创新药产业的叙事基调发生了改变。衡量行业价值的标尺，已从实验室里的管线数量，转向全球版图上的商业兑现能力。这一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站上历史性高点，意味着平均每天都有数亿美元的国际资本为中国原研创新成果买单。与此同时，资本市场的冷热分化昭示着一场深刻的行业洗牌正在进行。

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共同指向一个结论：经过十年能力构建，中国创新药产业在2025年站上了“分水岭”，正从依赖政策与资本驱动的“单点突破”阶段，迈入以全球竞争力与系统成熟度为标志的“系统性跃迁”新周期。

在山西省临汾市云鹏医药集团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在研发新药产品。（图片由CNSPHOTO提供）

分水岭：从“政策破冰”到“生态成熟”

中国创新药的十年蝶变，始于2015年药政改革将新药定义从“中国新”扭转为“全球新”。而2025年的特殊性在于，产业支撑体系完成了从单维度“加速”到多维度“赋能”的进化。

这种系统赋能也体现在三维共振上：在资本端，科创板与港股18A板块为未盈利药企铺设了“融资快轨”，资本角色正从单纯的“输血”转向“价值发现”；在支付端，以《支持创新药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为代表的政策，着力构建“医保+商保”的双轮驱动格局，试图打通从上市到临床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在监管端，审评审批周期已缩短至12个月，并在提高单臂试验门槛等环节展现出“精密调节阀”的智慧，引导资源流向真正的临床未满足需求。

行业内的企业家对此感受颇深。诺诚健华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崔霁松清晰地记得行业的起点：“在2015年我们起步时，国内创新药环境堪称‘一穷二白’。审评审批流程漫长，人才、资本、生态系统几乎全面缺失。”如今，支撑其公司提前实现盈亏平衡并手握充足现金的，正是日趋成熟的产业生态。这背后是资本市场的创新，正如崔霁松所言：“没有这些资本市场的创新（如港交所18A、科创板），就不可能有中国创新药的今天。”

而跨国药企的战略升级，则从另一个维度印证了生态的成熟。安斯泰来中国区总裁赵萍将其中国定位明确表述为：“从集团的‘全球重要市场’，进一步升级为全球创新体系中的策源地和共创者。”这一定位的变迁，标志着中国在全球医药创新网络中的角色，已从最大的单一销售市场，演进为不可或缺的研发策源地与效率引擎。

重构生态：从“中国速度”到“全球精度”

过去，中国创新药行业的核心标签是“Fast-follow”和“成本优势”；而2025年的行业实践表明，其竞争力内核已升级为一种独特的、难以复制的“研发效率与全球同步能力。”

这种效率优势首先体现在技术驱动的研发范式革新上。赵萍分享了安斯泰来的实践：其自主研发的“Mahol-A-Ba”集成化新药发现平台，深度融合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将从苗头化合物到获得候选化合物药物的时间缩短了约70%。”这不仅是工具优化，更是研发逻辑的质变。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庞大的患者群体和日趋规范的临床环境，使其从数据的跟随者升级为全球关键研究的共同驱动者。赵萍以Claudin18.2靶点为例，阐述了“在中国，为全球”的反向创新模式：“该靶点的创新疗法首次实现中国与全球同步开发、同步递交、同步获批，在全球III期GLOW研究中，中国临床专家担任全球首席研究者，带领研究团队主导关键数据产出，并且该研究中来自中国的患者入组数量占全球的近30%。”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中国研发能力深度融入并支撑全球体系的生动实践。

这种研发能力的深化，在顶尖Biotech的实践中表现为对产品质量的极致追求。加科思管理层在介绍其泛KRAS抑制剂时，特别强调了差异化的安全性数据：“分子胶的皮肤毒性发生率在90%，而我们目前没有看到任何三级以上的毒性事件，毒性事件总发生率只有10%左右。”在追求联合用药的一线治疗中，这种显著的安全性优势可能构成决定性的治疗窗口。这揭示了中国创新的进阶：从解决“有无”问题，到在“最优”解决方案上参与全球竞争。

战略分野：多元路径下的理性繁荣

在价值升维的共识下，企业的战略选择呈现出基于自身禀赋的理性分化，行业图景因此更加健康与多元。

本土领军者的“差异化锚定”战略收获了长期主义红利。当行业早年扎堆PD-1时，崔霁松便带领诺诚健华前瞻性地锚定了自身免疫疾病这片蓝海。“我们问自己：5年后、10年后，哪里才是真正需要我们的差异化领域？”这种基于科学洞察与未满足需求的战略定力，使其成功规避了同质化竞争。

跨国巨头的“深度共生”战略则体现了其对中国市场定位的根本性重塑。赵萍的阐述超越了简单的市场销售，她认为，公司的举措“推动了研发、生产、商业化、贸易等全产业链布局的实质性落地。”在北京设立中国创新研发中心，将中国纳入全球早期研发范畴，正是其将中国视为“全球创新体系中的策源地和共创者”这一战略的具体实践。这种深度绑定，意味着跨国药企正将最前沿的研发资源和战略耐心投向中国，从“在中国销售”转向“在中国创造”。

新兴Biotech的“授权出海（License-out）”模式已演进为获取全球顶尖资源的战略杠杆。加科思与阿斯利康就泛KRAS抑制剂达成超20亿美元合作，是这一模式的例证。加科思管理层点明了合作背后的产业逻辑：“未来的竞争不仅仅是技术路线之争，更重要的是临床开发方面的资源与平台的竞争。我们选择阿斯利康，主要是看好其在这方面的能力。”

当前，中国Biotech的对外授权，已从获取财务回报为主，升级为接入全球顶级研发与商业化网络的战略选择。对此，崔霁松有同样务实的见解：“国际化不是一句口号，与拥有成熟商业网络的国际药企合作，是当下最高效、风险最低的‘借船出海’模式。”

未来征途：迈向“规则定义”的深水挑战

站在分水岭上，企业家清晰的挑战与更高的目标共同定义了产业的下一程征途。

支付体系的深度创新与生态信心是价值可持续兑现的基石。尽管医保动态调整与商保探索已在推进，但对于真正颠覆性疗法，如何构建一个能充分激励最高风险源头创新的支付体系，仍是核心命题。

赵萍肯定了中国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她特别提出：“此前，安斯泰来在前列腺癌领域的一份专利诉讼得到了政府支持，也足以印证中国市场愈加完善的专利保护制度和良好的营商环境。”这种对知识产权保护信心的增强，是跨国药企敢于在中国进行长期、前沿投资的底层保障。

从“影响规则”到“定义规则”是必须跨越的鸿沟。崔霁松清醒地点明了当前中国创新的全球定位：“我们更像是‘价值贡献者’和‘规则影响者’，离真正的‘规则制定者’还有距离。”这意味着，中国产业需要在全新靶点发现、引领全球临床试验方案设计、最终决定产品全球市场策略等方面，掌握主导性话语权。

而话语权不仅要求效率，更需要源于深厚科学发现的原始创新。加科思在KRAS等多个前沿靶点的广泛布局，以及其管理层对“在PRS通路方面布局深、广”的自信，正反映了企业向源头探索和规则定义环节发力的雄心。

最终考验与共同愿景，在于能否完成从“Biotech（生物科技初创公司）”到“Biopharma（成熟的生物医药公司）”的全球性跨越。企业的愿景已清晰指向全球，正如崔霁松所设定的目标：“带领诺诚健华从优秀的中国Biotech，成长为拥有全球影响力和领先产品的国际化Biopharma。”而赵萍则从跨国企业的视角，看到了这种愿景实现的广阔舞台：“我们坚信，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开放，必将为安斯泰来这样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新市场、新场景、新增长空间’。”这不仅是某家公司的蓝图，更是整个中国创新药产业在价值升维后，与全球生态深度互锁、共同增长的宏大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