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美国AI巨头Anthropic发布了一则严厉的公告，宣布全面封杀中国资本实体的访问权限。

在外界看来，这是中美科技战的又一缩影，但在外界眼中，这更像是一场迟到了十年的宿命重逢。

Anthropic的创始人Dario Amodei和MiniMax创始人闫俊杰，在十年前有一个共同的起点——百度实习生。

大洋彼岸，在百度北美实验室研究AI的这段时间，Dario摸到了大模型发展的“圣杯”——Scaling Law。只要给模型喂更多数据、算力，性能就会线性提升。这个“大力出奇迹”的结论也奠定了后续OpenAI和Anthropic等美国大模型的训练思路。

远在国内，同样敏锐地察觉到这股即将改变世界技术暗流的闫俊杰也在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AI不应该只是写写论文，它真的能带来巨大的实际价值。

命运的齿轮在那一刻发生了转动。

Dario离开百度后加入了OpenAI，Scaling Law最终在美国率先开花结果，催生了GPT-3.5。而他在离开OpenAI后自立门户成立了Anthropic，和OpenAI成为了全球两大AI巨头，一度垄断了全球顶尖大模型序列。

闫俊杰则选择从学术界转向工业界，博士毕业后加入商汤科技，在计算机视觉的战场上摸爬滚打，助力商汤科技一路成长为行业巨头。

然而就在商汤上市之际，作为高管的他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离开商汤创立MiniMax，回归当年的那颗初心，投身通用大模型的开发。

“为什么ChatGPT不是中国公司做出来的？”这或许是中国AI过去十年里一个充满遗憾的注脚：在这个赛道上，中国团队并非没有前瞻性的洞察，也并非缺乏探索的勇气，只是在当时特定的产业周期与环境里，那颗最早被种下的种子，最终没能在这片土地上率先破土而出。

但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如今，以DeepSeek，MiniMax等中国开源模型企业正在和美国OpenAI、Anthropic等的闭源模型生态进行全方位的正面对决。

这也意味着时隔十年，两位曾经的实习生又重新站在了同一个世界级的舞台，但这一次，他们不再是并肩的同事，而是正面交锋。

在闫俊杰眼中，他和他的“草根”团队们怀着一种纯粹的渴望：在这个一度被硅谷神话笼罩的赛道上，纯中国背景的团队依然能打造出世界顶尖的模型。

而当这一代骨子里有想象力和信心的中国年轻人被集结起来，去挑战那些“难而正确”的事时，这股力量将不可阻挡。这一次，中国AI不再是旁观者，而是要堂堂正正地赢下这场关于未来的战役。

打破硅谷迷信：顶尖模型不靠“天价雇佣兵”

硅谷的AI神话往往建立在“天才”与“美元”之上：OpenAI的崛起则依赖前首席科学家Ilya Sutskever这样的超级天才，扎克伯格的Meta则发动钞能力，挥舞着上亿年薪从同行处挖人，技术大牛似乎成为了打造顶级大模型的必要条件。

面对“中国为何出不了OpenAI”的质疑，MiniMax创始人闫俊杰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

在他看来，中国并非没有诞生像Open AI Ilya那样天才的土壤。事实上，很多中国年轻人都蕴藏着巨大的潜力，特别是当中国这一代骨子里充满想象力和信心的人，一旦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去投身于那些难而正确的事情时，他们所爆发出的力量将是非常可怕的。

作为中国AI独角兽MiniMax的掌舵人和十年前中国“错失”的AI先机的亲历者，闫俊杰没有选择迷信硅谷的“空降兵”，而是坚定地走出了一条更“中国”的道路。

“我们其实是比较草根的团队，没啥背景，就是在比较踏实地往前来做。”在闫俊杰看来，中国这一代年轻人并不缺乏创造力，而是缺乏被有效组织的机会，“骨子里有想象力和信心的人，如果能被有效组织起来做难而正确的事，那是很可怕的。”

AI实际上大大降低了技术门槛，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不再是写代码的手艺，而是“想象力”。“谁有最好的想象力，谁能最坚持它，谁就应该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MiniMax内部没有天价挖来的光环人物，大部分技术大牛都是从团队里“长”出来的真正原因。

对于如何留住这群人，闫俊杰有着清醒的认知：靠钱是挖不来真正的创新者的，“钱肯定是排第二位的。在组织里能不能发挥重要作用，能不能为自己做的事感到骄傲，才是最核心的。”

深度求索（DeepSeek）的崛起带给了行业极大的启示，这家公司同样由纯本土团队、甚至许多刚毕业的年轻人组成，却用硬实力证明了中国团队可以做成顶尖模型。

DeepSeek最新发布的V3.2模型，在关键的推理和数学能力上刷新了SOTA纪录，更在多项核心基准测试中展现出足以比肩甚至在部分指标上超越谷歌Gemini 3的实力。它用事实告诉世界：不需要硅谷的“天才光环”，中国工程师依然能做出让世界惊叹的产品。

但如果说“霸榜”只是技术实力的“上半场”，“实战调用”才是检验价值的“下半场”。

十年之后，这两位曾经在百度硅谷实验室擦肩而过的年轻人，终于在被视作基模行业“试金石”的OpenRouter平台上棋逢对手。

OpenRouter作为全球开发者（尤其是C端）最常用的“AI模型路由”平台，它不关心“跑分”，只关心“谁好用、谁被用得多”，也是公认的行业应用“试金石”，一个模型的实际调用量也是硅谷一二级市场投资人最关注的指标之一。

今年10月发布的MiniMax M2，利用稀疏混合专家（MoE）架构将激活参数压至10B，以仅为Claude 4.5 Sonnet 8%的极致性价比获得了大量好评。在上线OpenRouter后日Token消耗量一度突破500亿，不仅是首个达到这一成绩的中国模型，作为开源模型的MiniMax M2在份额排名上和xAI、Google、Anthropic 和OpenAI等美国闭源模型并驾齐驱。

这清晰地意味着，全球开发者正在用脚投票。在技术高度和实战应用两个维度，即便没有天才大牛的引领，中国开源AI军团都已经不再是追随者。

当团队感到“害怕”，创新才真正发生

这场反击战的胜利，本质上是“中国效率”对“美国资本”的胜利。但这种效率并非凭空而来，它源于一家创业公司在Day 1时对路径的深度思考。

当OpenAI陷入“万亿算力承诺”与“巨额亏损”的资本游戏，CEO Sam Altman高调签下1.4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承诺时，MiniMax创始人闫俊杰展现出了一种惊人的战略定力。闫俊杰回忆道，在公司成立之初也曾面临巨大的纠结：是用成熟的移动互联网打法去“修补”产品，还是坚持一条未知的“技术驱动”之路？

“这两个东西其实是没法共存的，驱动力只能有一个。”闫俊杰最终选择了后者，并给出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第一性原理”判断：“在大模型时代，真正的产品其实是模型本身。传统意义上的APP，其实更像是一个渠道，有点像我们自己开的一家店。”

基于这个判断，MiniMax确立了三条雷打不动的原则：直接服务用户、坚持全球化、坚持技术驱动。

这种对技术的极致追求，让团队时刻保持着一种敬畏感。闫俊杰透露了一个有趣的细节：所有成功的模型在做出来之前，团队都会感到“害怕”。“因为只要一个东西能被量化，我们认为模型就一定会强于人，甚至达到人类最好的一档水平。”

正是这种因“害怕”而生的敬畏，驱动了极致的效率。为了驾驭这种力量，MiniMax在组织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

在他们的办公软件里，活跃着一位特殊的“同事”——AI Agent。线上出了故障，员工只需在飞书里跟它“聊几句”，它就能自动修改代码，经人工Review后直接上线。

“我们内部有一句话，叫‘实习生也有实习生了’。”闫俊杰说道。这种人机协同的奇景，让这群“草根”团队爆发出了远超硅谷大厂的战斗力。

这种极致的认知与组织效率，最终兑现为百倍的ROI（投资回报率）。

今年6月，MiniMax推出的MiniMax-M1就惊艳了业界，其整个强化学习过程仅使用了512块英伟达H800GPU进行三周训练，租赁成本为53.74万美元（约合380万人民币），这几乎只是OpenAI同等模型训练成本的零头。

MiniMax的极致效率也是中国AI发展的的一个缩影，全球投行Jefferies的报告也印证了这一点：中国头部AI公司的资本支出仅为美国的18%，但模型性能却紧追不舍。

从踏空到引领：中国不会错过“第二次机会”

如果说十年前，百度虽然摸到了Scaling Law的门槛却因种种原因失之交臂，是中国AI的“第一次踏空”；那么今天，以MiniMax为代表的中国企业，正在牢牢抓住AI的“第二次机会”——应用与普惠。

这一次，中国不再是“追随者”，而是“应用落地的引领者”。

当美国AI还在玩“万亿估值”的资本游戏时，中国“开源军团”已经在全球应用市场全面开花。

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公开表示每天使用DeepSeek；以海螺AI、可灵（Kling）为代表的视频生成应用，在美国创作者社区中口碑炸裂。

而在商业闭环上，MiniMax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它用一套独特的“中国式商业逻辑”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数据显示，MiniMax今年ARR已达1亿美元，这也意味着当很多大模型企业还在持续烧钱时，MiniMax已经率先在视频赛道实现正向现金流。

对于这个在Web段发力的成果，闫俊杰给出的逻辑却异常朴素且硬核：“过去三年，AI创新的主阵地其实不是APP，而是Web。因为能够靠不买量做起来的，只有Web端。”

拒绝“烧钱买量”的务实导向，让MiniMax在没有任何“万亿级”投入的情况下，率先跑通了商业闭环。

在AI陪伴领域，MiniMax同样没有盲目复制ChatGPT。对于Talkie的成功，闫俊杰展现出了一种“被讨厌的勇气”：“我们不奢求所有人都喜欢，可能会有很多人非常不喜欢。但只要能跟有一部分人一起往前走，提供独特的价值就好了。” 这种差异化的产品哲学，让Talkie在强手如林的美国市场撕开了一道口子。

上个月OpenAI首席财务官的一句“寻求政府兜底”的试探，暴露了美国AI泡沫下的脆弱。特朗普顾问回应尽管称“相信市场会处理失败”，但他未曾言明的是：在面对中国开源生态性能+成本的双重冲击下，一旦OpenAI遭遇危机，可能并不是一家企业，而是整个美国高投入+闭源AI生态的集体失败。

反观中国的AI发展，闫俊杰显得非常自信：“美国企业有自信引领浪潮，中国企业曾经没有。但再往后三年看，即使不是我们，也会有中国其他的人能够做到引领世界。”

这份自信并非空谈，而是建立在务实的管理之上。闫俊杰直言，在团队士气低迷的时候，他的做法往往很直接：除了用第一性原理拆解困难，那就是“给大家发更多的钱”。因为他相信，只要大家在一起，就没有做不成的技术。

正如英伟达CEO黄仁勋所言：“中国终将赢得AI竞赛的胜利。”因为这一次，中国AI不仅有技术，有市场，更有一群骨子里相信“难而正确之事”的中国创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