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恒、马家进、孙文婷（罗志恒系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摘要

在全球经济复苏不均、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尤其是美国对华加征高额关税的多重压力下，市场在年初普遍预期2025年中国出口将面临较大压力。然而，事实与预期出现明显背离：尽管中国对美直接出口出现显著下滑，但整体出口增速却不降反升。1—10月中国出口累计同比增长5.3%，10月出口当月同比下降1.1%，主要因为去年同期高基数与今年10月工作日减少，并未改变前三季度出口整体向好的基本面。考虑到美国4月以来整体进口增速便显著放缓，中国出口高增显然难以简单归因于对美“抢出口”或“抢转口”带来的短期波动。中国出口韧性从何而来？还能持续多久？（由于出口分项数据公布存在时滞，本文分析将主要采用前三季度的数据。）

一、中国出口韧性的

市场多元化与商品结构升级

今年以来，中国出口维持中高速增长，展现出超市场预期的强大韧性。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1%，为近三年来同期最高水平。

（一）从出口市场看：对非美市场出口高增，尤其是非洲、东盟等新兴市场快速增长，有效对冲对美出口下滑

2025年前三季度，在主要出口市场中，中国仅对美国、俄罗斯、韩国的出口同比录得负增长。其中，对美出口受贸易摩擦冲击，同比下降16.9%，拖累整体出口2.4个百分点；对俄出口同比下降11.3%，主要受俄国内经济疲软及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对韩出口同比下降0.3%，与韩国自身经济动力不足有关。与此同时，对非洲、东盟、印度、英国、欧盟、拉美和加拿大等主要市场出口同比均实现显著增长，增速分别为28.3%、14.7%、12.9%、8.7%、8.2%、6.9%和5.1%，合计拉动总体出口增长约6.3个百分点。

一方面，欧洲需求复苏与新兴市场加速推进工业化为中国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2025年1—8月，欧盟进口（以欧元计价）累计同比增长4%，扭转了过去两年的负增长态势，其中，自中国进口同比增长9.4%；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对东盟7个主要成员国（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缅甸、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出口的机电产品和车辆等运输设备同比分别增长28.3%和42.7%，成为支撑对东盟出口高增的核心动力。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主要贸易伙伴自中国进口占其整体进口比重显著上升。例如，2025年1—8月，欧盟、印度、巴西、马来西亚和南非自中国进口占其总进口比重较去年同期分别上升1.1个百分点、1.4个百分点、2.1个百分点、1.5个百分点和0.4个百分点。

（二）从商品看：消费品出口受贸易摩擦和其他经济体竞争而承压，但中间品和资本品受新增需求拉动，支撑整体出口增长

中间品和资本品已成为拉动中国整体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2025年前三季度，零部件、半成品、原材料等中间品出口同比增长10.2%，拉动整体出口4.7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设备等资本品出口同比增长6.9%，拉动整体出口1.4个百分点。相较之下，消费品（包括跨境电商商品）出口同比仅增长0.2%，拉动整体出口约0.1个百分点。

消费品出口承压，主要源于低端制造环节向东盟、印度等低成本经济体转移以及持续的贸易摩擦。2025年1—7月，美国自中国进口智能手机占自全球进口比重降至41.1%，较上年同期下降34个百分点；印度则首次成为美国最大手机进口来源国，占比升至45.4%，较上年同期上升27.4个百分点。尽管如此，全球主要经济体需求持续增长，中国消费品出口仍凭借成本和品质优势保持相当韧性。

中间品和资本品快速增长，主因产业链承接地和“出海”的中国企业，仍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关键设备和核心原材料。2017—2024年，中国对东盟和拉美出口中间品年均增速分别高达11.6%和11.8%，占对其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2.3和1.4个百分点至54.6%和45.9%。

二、中国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关系面临重塑

中国出口结构的转型，正在深刻地重塑其与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

（一）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中国对其出口承压，但高附加值的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仍有空间

中国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关系，正由过去的互补为主，逐步转向“互补与竞争并存”的新格局，贸易摩擦和产业竞争对双边贸易形成持续压力。2017—2024年，中国对美欧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从35.4%降至29.1%。

预计未来，中国对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增速和占比，可能难以回到过去的高位水平。但中国凭借在新能源汽车、机械设备、集成电路及关键零部件等高技术领域的竞争力持续增强，部分高附加值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出口仍有望实现逆势增长。

（二）东盟等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对其出口持续增长，但面临潜在的贸易摩擦风险和消费品出口份额替代压力

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自华进口快速增长，东盟已取代欧盟和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2017—2024年，除2023年外，中国对东盟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有5年出口同比增速超10%。

随着这些发展中经济体制造业能力提升和本地产业链逐步完善，它们生产的部分消费品正逐步替代中国原有的市场份额，与此同时，由于其上游关键零部件和设备仍需依赖进口，这一过程反而带动了对中国中间品和资本品的持续需求。中国针织服装出口占全球针织服装出口的比重从2013年峰值的42.0%下降11.2个百分点至2024年的30.8%，同期孟加拉国和越南的份额分别上升6个百分点和2.6个百分点。但2021年越南纺织服装业的出口总额中，约有25%的增加值归属于产业链上游的中国。

展望未来，随着东盟、墨西哥等经济体推动制造业向更高端环节延伸，对中国关键中间品和资本品的进口需求有望进一步提升，从而支撑中国对其出口持续增长。但同时，中国也需正视部分消费品份额可能被替代，以及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

（三）非洲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出口增长与产业延伸的新支点

以非洲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已成为中国出口增长的关键动力来源。2017—2024年，中国对非洲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从4.2%升至5%。非洲正处于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初步成型为特征的“进口建设期”，其资本品进口需求仍处于高速增长阶段。2021—2024年，中国对非洲出口资本品的年均增速达18.4%。

未来，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需求潜力将持续释放。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它们将由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向产业体系初步完善阶段过渡。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带动居民收入提高，家电、日用品等消费品需求也将快速上升。

三、展望与建议

展望未来，中国出口将进入一个高质量的稳健增长阶段。历史经验表明，德国和日本在经历贸易摩擦或低端产业外迁后，均依托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使出口增速中枢保持在3%—4%的稳定区间。相比之下，中国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巨大的升级潜力，预计未来出口增速中枢有望维持在4%—5%左右。

面对东盟等发展中经济体逐步形成本地化生产能力、对中间品进口需求可能趋缓，以及与发达经济体产业重叠加深所带来的贸易摩擦风险，中国该如何应对？

一是加快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形成中国产业链向上向新升级的良好态势，同时大力发展服务业应对经济结构转换带来的就业压力。其一，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攻关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其二，进一步鼓励和支持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其三，大力发展服务业，充分利用现代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缓解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就业压力。

二是通过系列改革形成强大的内需市场，逐步从出口导向和外需依赖转向内外需平衡的格局，形成强大的内循环和相互促进的内外循环。

三是推动企业稳步、有序、有条件出海，明确划定关键核心技术等相关产业留在国内的范围清单，维护经济安全和就业相对稳定。通过建立完善的出海风险评估与政策协调机制，防止过快的产能转移造成国内产业链空心化或出口波动，确保“走出去”与“稳出口”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四是完善企业出海服务体系。通过强化金融支持、信息服务等方式，为中国出口企业和“出海”企业提供全方位保障，为其在全球市场竞争中保驾护航。

五是深化双边与多边经贸合作。通过自由贸易协定、投资协定及区域合作机制，积极推动互利共赢的贸易关系，在扩大合作中减少摩擦、在共同发展中化解分歧。

风险提示：全球贸易摩擦加剧、地缘政治风险加剧

目录

一、中国出口的超预期韧性

二、中国出口韧性的市场多元化与商品结构升级

（一）从出口市场看：非美市场出口高增，对冲对美出口下滑

（二）从商品看：消费品出口承压、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高增支撑整体出口

三、中国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关系面临重塑

（一）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中国对其出口承压，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仍有空间

（二）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对其出口持续增长

（三）非洲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出口增长与产业延伸的新支点

四、展望与建议

（一） 展望未来，中国出口将进入一个高质量的稳健增长阶段

（二）政策建议

正文

一、中国出口的超预期韧性

今年以来，在全球经济复苏不均、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尤其是美国对华加征高额关税的多重压力下，中国出口同比依然维持较高增长，展现出超市场预期的强大韧性。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总额达2.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1%，为近三年来同期最高水平。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同比增速的拉动达1.5个百分点，创近十年同期次高，仅次于疫情恢复后的2021年。

中国出口份额或将进一步增长。中国出口增速虽低于越南，但显著高于韩国、日本等其他主要出口型经济体。2025年前三季度，韩国和日本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3%和2.5%，明显低于中国；越南虽以16%的高增速领先，但由于出口基数较小，对全球贸易总量影响有限。综合来看，预计2025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份额将继续提升，继续巩固其在全球出口竞争格局中的相对优势。

针对中国出口超预期的表现，此前有观点将其归因于上半年的“抢出口”“抢转口”效应，即企业为规避美国关税政策而提前发货，造成的阶段性出口冲高，但这种解释缺乏充分支撑。一方面，若出口高增主要由“抢出口”驱动，增长应集中在上半年，但4月以来美国进口同比增速便明显回落，6月更是由正转负，而中国出口在三季度仍维持较快增长。另一方面，出口高增的动能并非来自美国市场，也并未主要集中在以东盟为代表的转口贸易中枢，而是体现在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等多个市场的同步扩张。由此可见，中国出口的韧性不应被视为阶段性波动现象，而是由长期增长动力结构性重塑所驱动的。

二、中国出口韧性的市场多元化与商品结构升级

（一）从出口市场看：非美市场出口高增，对冲对美出口下滑

尽管中国对美出口持续下滑，对总体出口形成一定拖累，但对多数非美市场的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从而对整体出口提供了有力支撑。2025年前三季度，在主要出口市场中，中国仅对美国、俄罗斯、韩国的出口同比录得负增长。其中，对美出口受贸易摩擦冲击，同比下降16.9%，拖累整体出口2.4个百分点；对俄出口同比下降11.3%，主要受俄国内经济疲软及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对韩出口同比下降0.3%，与韩国自身经济动力不足有关。与此同时，对非洲、东盟、印度、英国、欧盟、拉美和加拿大等主要市场出口同比均实现显著增长，增速分别为28.3%、14.7%、12.9%、8.7%、8.2%、6.9%和5.1%，合计拉动总体出口增长约6.3个百分点。

一方面，欧洲需求复苏与新兴市场加速推进工业化为中国出口创造了有利的市场条件。欧盟经济逐步走出低谷，进口需求随之回升。2025年1—8月，欧盟进口（以欧元计价）累计同比增长4%，扭转了过去两年的负增长态势；其中，欧盟自中国进口同比增长9.4%。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了相关设备与零部件的进口需求。截至2025年9月，新兴市场制造业PMI连续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对东盟7个主要成员国（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缅甸、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出口的机电产品和车辆等运输设备同比分别增长28.3%和42.7%，成为支撑对东盟出口高增的核心动力；2025年1—8月，中国对非洲出口的船舶、车辆设备、机械器具同比分别增长80.1%、55.4%和32.1%，均高于对其整体出口增速。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推动主要贸易伙伴自中国进口占其总进口比重显著上升。对于欧盟等发达市场，2025年1—8月，欧盟自中国进口占其总进口比重升至21.9%，较上年同期提高1.1个百分点；对于新兴市场，2025年1—8月，印度、巴西、马来西亚和南非自中国进口占其总进口比重较去年同期分别上升1.4个百分点、2.1个百分点、1.5个百分点和0.4个百分点。

得益于新兴市场的崛起，中国对美依赖度持续下降，这使得对美出口下滑对整体出口的拖累效应明显减弱。美国仍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市场，但中国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已较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时期显著下降。2018—2024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整体出口比重从19.2%降至14.7%，2025年前三季度进一步降至11.4%。随着中国出口重心从传统发达经济体向新兴市场加速转移，对美出口下滑对中国整体出口的拖累程度较上一轮贸易摩擦时期明显减弱。

（二）从商品看：消费品出口承压、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高增支撑整体出口

在分析出口结构变化时，通常依据商品在生产过程中的用途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环节位置，将出口商品分为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三大类。中间品是生产其他产品所需的零部件、原材料和半成品，体现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配套与供给能力；资本品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设备、机械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消费品则是面向终端市场的最终产品，更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结构中，中间品和资本品比重上升、消费品比重下降，被普遍视为“结构升级”的体现，这反映出口从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环节向高附加值、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环节转移。

由于部分跨境电商包裹在混装或简化申报时使用未分类商品编码出口，且这些包裹主要包含服装、家居、小家电及电子配件等终端消费品，因此将此类未分类商品（主要来自跨境电商包裹）归入消费品类别。

出口的商品结构显著升级。2017—2024年，中间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从41.7%升至45.4%，提高3.7个百分点；资本品出口占比从21.2%降至20%，回落1.2个百分点；消费品出口占比从37.2%降至34.6%，回落2.6个百分点。2025年前三季度，中间品出口占比进一步提升至47.4%，消费品占比降至32.5%。

中间品和资本品已成为拉动整体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消费品出口承压。2025年前三季度，中间品出口同比增长10.2%，显著高于2024年全年的5.1%，拉动整体出口4.7个百分点；资本品出口同比增长6.9%，虽低于上年的11.1%，仍拉动整体出口1.4个百分点。相较之下，消费品出口同比仅增长0.2%，拉动整体出口约0.1个百分点，主要受跨境电商商品出口高增支撑，剔除跨境电商商品后，消费品出口同比下降2.4%，拖累整体出口0.8个百分点。

消费品出口承压，主要源于低端制造环节向东盟、印度等低成本经济体转移以及持续的贸易摩擦。一方面，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抬升出口成本，消费品由于可替代性强、需求弹性高，受冲击较大。2025年前三季度，家具、玩具、鞋靴出口同比分别下降4.8%、8.3%和9.0%。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向东盟、印度等低成本经济体转移，中国在部分低端消费品领域的产能与市场份额被取代。消费电子产业链尤为典型，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手机出口同比下降9.8%。2025年1—7月，美国自中国进口智能手机占自全球进口比重降至41.1%，较上年同期下降34个百分点；印度则首次成为美国最大手机进口来源国，占比升至45.4%。尽管面临上述压力，由于全球主要经济体需求持续增长，2025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同比增长4.9%，中国消费品出口仍凭借成本和品质优势保持相当韧性。

“出海”企业依赖从中国进口关键零部件和核心原材料，带动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增长。部分中低端产业因成本上升及贸易摩擦等因素向成本更低的经济体转移。同时，为开拓海外市场，中国企业选择在当地投资建厂。然而，由于中国在关键零部件、机械设备及原材料领域具备技术与规模优势，即使低端环节转移，海外企业仍高度依赖中国的产业链上游，从而带动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增长。2017—2024年，中国对东盟和拉美出口中间品年均增速分别高达11.6%和11.8%，占对其出口的比重分别提升至54.6%和45.9%。其中，东盟凭借与中国产业链的高度互补，成为制造环节外溢的主要承接地。2024年，中国对东盟中间品出口占对全球比重接近20%，居全球首位。

与此同时，国内产业链加快向中高端升级。2017—2024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由12.7%升至16.3%。2025年前三季度，高技术产品出口持续增长，汽车、船舶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0.8%、21.4%和23.3%，高附加值资本品和中间品成为出口主力，显著增强了外贸稳定性与竞争力。

三、中国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关系面临重塑

中国出口结构的转型，正在深刻地重塑其与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

对处于高端环节的美欧发达经济体，中国在高技术制造业的竞争力提升，正对其传统优势产业形成冲击。

对处于中端环节的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中国产业链的外溢效应强化了区域分工合作，但随着这些经济体本地制造能力提升以及地缘政治摩擦加剧，它们将寻求从承接加工向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以期在区域供应链中扮演更主动角色。

对仍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向其输出的中低端装备与基础工业产能有效契合当地的工业化需求。

（一）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中国对其出口承压，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仍有空间

中国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关系，正由过去的互补为主，逐步转向“互补与竞争并存”的新格局，贸易摩擦和产业竞争对双边贸易形成持续压力。在中国出口以中低附加值商品为主的阶段，中国商品与欧美消费市场形成高度互补关系，美国和欧盟长期稳居中国出口前两大市场，对两国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一度达40%。随着中国在新能源汽车、机械设备、关键零部件等高技术领域竞争力提升，美欧为保护本地产业利益，对华采取政策性贸易摩擦和产业保护措施。2024年，中国对美欧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已降至29.1%。

尽管美欧通过贸易保护措施干预正常贸易活动，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全球分工的大势。2017—2024年，中国对美欧出口的中间品占对其总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1.6和5.4个百分点，资本品和消费品比重相对回落。

预计未来，中国对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增速和占比，可能难以回到过去的高位水平，但高附加值的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仍有空间。一方面，中国在高技术领域的竞争力持续增强，高附加值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出口有望逆势增长，并进一步提升中国关键零部件在发达经济体供应链中的渗透率；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因可替代性强、价格敏感，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更易受到外部冲击。若美国强行推动与中国“脱钩断链”，中国对美出口可能继续承压。

（二）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对其出口持续增长

对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受益于中国产业链的外溢效应与本地消费能力的增强，自华进口快速增长，东盟已取代欧盟和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目的地。2017—2024年，除2023年外，中国对东盟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其中5年出口同比增速超10%；中国对墨西哥出口占整体出口比重从1.6%升至2.5%。从商品结构看，中国对东盟出口的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占中国同类商品全球出口的比重均显著提高，分别上升4.1、3.7和3.4个百分点。

随着这些发展中经济体制造业能力提升和本地产业链逐步完善，其生产的部分消费品正逐步替代中国原有的市场份额。以纺织服装产业为例，中国针织服装出口占全球针织服装出口的比重从2013年峰值的42.0%下降11.2个百分点至2024年的30.8%，同期孟加拉国和越南的份额分别上升6个百分点和2.6个百分点。

然而，承接产业转移的发展中经济体对中国相关产业链上游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需求持续增加。根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实验室（UIBE GVC），中国是越南纺织服装业出口中最大的国外增加值（FVA）来源国，2015—2021年，中国在越南纺织服装业FVA中的占比从22.0%快速提升至42.8%；2021年越南纺织服装业的出口总额中，约有25%的增加值归属于产业链上游的中国。

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正寻求由加工组装环节向更高端制造领域延伸，未来对中国高附加值商品和关键中间品的进口需求有望进一步提升，支撑中国对其出口持续增长。一方面，美国推行“转运税”政策，将削弱东盟、墨西哥作为传统转口贸易枢纽的避税功能。由于“转运行为”的界定较为模糊，即使仅在东盟、墨西哥进行简单组装或贴牌加工的商品，也可能被视为转运贸易而被征税。这一政策将迫使企业在“撤离”或“加大投资”之间做出选择，或推动部分企业加快在东盟、墨西哥布局中上游产业链。另一方面，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出于产业升级与制造业本地化的考量，出台税收优惠和产业激励政策，吸引高附加值制造业投资，推动本国制造业由简单加工环节向研发、设计和整机制造等更高层次延伸。

（三）非洲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出口增长与产业延伸的新支点

以非洲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正成为中国出口的重要增长市场，对非洲出口的商品结构正在由以消费品为主转向以资本品和中间品为主。总量上，2017—2024年，中国对非洲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从4.2%升至5%，显示非洲在中国出口版图中的地位持续提升。在中国对非洲出口结构中，资本品和中间品比重显著上升，资本品占比由17.4%升至24%，上升6.6个百分点；消费品占比则由34.1%降至28%，下降6.1个百分点。过去中国对非洲出口以纺织、家电、日用品等消费品为主，当前则以挖掘机、油船、运输船、货车、牵引挂车等工业机械设备出口为主，主要得益于中国早期在非洲的投资布局。通过产能合作、工业园区共建及基建项目援助，中国深度参与非洲工业化进程，并在制造业初期阶段展现出显著的比较优势。2017—2024年，非洲整体进口占全球比重基本维持在3%左右，但其自中国进口的比重却显著提升，占非洲总进口的比重上升6个百分点至21.6%。

从全球对比看，非洲正处于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初步成型为特征的“进口建设期”。一般而言，产业链建设遵循“直接投资建厂—带动资本品进口—形成中间品稳定流动”的路径。东盟和拉美的资本品进口高峰期出现在2010年前后，近年来随着本地产业配套能力提升，资本品进口增速持续放缓，反映其已逐步进入“本地化生产阶段”，对外部装备依赖度下降。相比之下，非洲资本品进口需求仍处于高速增长阶段，2021—2024年，中国对非洲出口资本品的年均增速达18.4%。

展望未来，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需求潜力有望持续释放。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工业化进程加快，当地产业将从基础设施建设阶段逐步过渡到产业体系初步完善阶段，对机械设备、电力装备、交通运输工具等资本品的需求仍将持续扩张，对零部件、电子元件、金属材料、化工原料等中间品的进口需求也将随之上升。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当地人民的消费能力将不断增强，家电、手机、日用品等消费品需求也将快速增长。

四、展望与建议

（一）展望未来，中国出口将进入一个高质量的稳健增长阶段

尽管对美出口面临下行压力，但通过对欧盟等发达市场的深耕，以及产业链适度转移带动中间品和资本品对新兴市场的出口扩张，中国出口的稳定性和韧性将不断增强。因此，若仅以中美贸易关系来判断中国出口前景，可能产生误判：片面聚焦短期波动会高估风险，却忽视了由结构优化、新兴市场崛起和企业出海所构筑的长期韧性。

历史经验表明，德国和日本也曾经历相似的出口增长阶段转换：在20世纪70—80年代，两国出口均呈现高速增长；随后，因面临贸易摩擦加剧、低成本优势减弱与部分低端产业外迁等挑战，出口增速出现明显回落；面对压力，两国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革新，逐步将出口驱动模式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进入21世纪后，两国出口增速中枢逐步趋稳，维持在3%—4%区间。对于中国，得益于制造业体系更为完整、升级潜力更大，且高附加值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仍有显著增长空间；叠加出口市场日趋多元，形成了“发达经济体基本盘稳固、新兴经济体快速扩张”的韧性格局，预计中国未来出口增速中枢将略高于德国和日本，维持在4%—5%左右。

但风险亦不容忽视。一方面，随着全球新一轮产业链转移深入，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将逐步形成本地化生产能力，对中国中间品的进口需求可能出现边际回落，从而对中国出口形成压力。然而，全球产业链重构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简单、快速的“去中国化”进程并不现实。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工程师红利、以及高效协同的配套产业链集聚效应，中国仍将是全球制造业网络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枢纽。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不断提升并加快向中高端升级，与发达经济体在机械装备、造船、电子信息等领域的产业重叠度上升，将形成一定竞争压力，或加剧贸易摩擦风险。

（二）政策建议

一是加快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形成中国产业链向上向新升级的良好态势，同时大力发展服务业应对经济结构转换带来的就业压力。其一，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攻关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充分发挥新型举国攻关体制，在政府统筹引导下，集中攻克一批“卡脖子”难题。鼓励民营企业发挥创新主体的作用，激发民企的创新活力。其二，进一步鼓励和支持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传统产业是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不能当成低端产能简单退出，也不能放任传统产业过快迁出。通过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适用范围与规模，对工业企业节能环保、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提供税收减免，并降低税收优惠政策的申领门槛，支持传统制造业企业参与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评定，实现技术升级与结构优化。其三，大力发展服务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应对经济结构转换带来的就业压力。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必然带来就业结构的调整，因此必须将稳就业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应大力发展服务业，充分利用现代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缓解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就业压力。同时通过职业培训和技能提升，提高劳动力适应新兴产业和高附加值岗位的能力，实现就业与产业升级的协同发展。

二是通过系列改革形成强大的内需市场，逐步从出口导向和外需依赖转向内外需平衡的格局，形成强大的内循环和相互促进的内外循环。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但人均消费支出金额和消费率均远低于美国，全方位扩大内需尤其是补齐消费短板显得更加紧迫。其一，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真正破题，主要通过国企上缴财政并转移支付给居民、鼓励企业提高工资、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方式实现，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其二，尽快加大国资上缴财政比例并专项用于社保体系建设，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水平至低保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其三，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继续提高育儿补贴发放标准，将免费学前教育从学前一年逐步拓展到三年。其四，加快推进大中城市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人口城市化进程，“家庭整体进城”将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其五，继续推进文旅、医疗、养老、教育等服务业领域的改革，在放宽准入的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促进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多元化、高质量的服务。其六，优化休息休假制度，为服务消费增长创造时间条件。（详见等）

三是推动企业稳步、有序、有条件出海。产业布局调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我们应理性看待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产业转移现象。对关键核心技术等相关产业产业，明确划定留在国内的范围清单，维护经济安全和就业相对稳定。对具备技术和品牌优势的企业，应支持其通过投资建厂、并购合作等方式深度融入当地市场；对以出口为主的中小企业，则应引导其通过海外仓、跨境电商和本地服务网络拓展市场，而非简单产能外迁。通过建立完善的出海风险评估与政策协调机制，防止过快的产能转移造成国内产业链空心化或出口波动，确保“走出去”与“稳出口”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四是完善企业出海服务体系。通过强化金融支持、信息服务等方式，为中国出口企业和“出海”企业提供全方位保障，为其在全球市场竞争中保驾护航。例如，创新海外投资金融支持模式，提供更加多元的融资渠道；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开辟员工护照办理便捷通道；及时跟踪海外国家的相关市场准入、环境保护、数据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法规，编发国别贸易指南；加强外交保护和领事服务，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安全保障。

五是深化双边与多边经贸合作。通过自由贸易协定、投资协定及区域合作机制，积极推动互利共赢的贸易关系，在扩大合作中减少摩擦、在共同发展中化解分歧。中国在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同时，应兼顾合作伙伴的产业承受能力，避免因产业竞争或市场冲击引发新的贸易摩擦。应积极参与新兴市场的发展进程，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配套合作和本地化生产，开发契合当地需求的产品与服务，促进其工业化与消费升级，实现中国产业“走出去”与当地经济发展繁荣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