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10月23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极致的星空，和想要抬头看天的人……》的报道。

　　浩瀚星空，无垠宇宙。

　　漫步其下，蓝色星球上总有人想一探宇宙奥秘。无论是跋涉万里寻觅世界级天文台址，还是为了拍摄星星“飞越全球”，或是监测日益拥挤的太空以防止卫星“堵车”，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追着心中最美的星星。

邓李才：“最能爬山”的天文学家找到世界级天文台址

　　柴达木盆地西北角，阿尔金山脚下，沿着215国道穿越戈壁来到冷湖石油工业遗址保护区，成片的断壁残垣映入眼帘。

　　而就在不远处的赛什腾山上，一个个银白色的天文圆顶密集排列——这里，正悄然成为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观测基地。

　　谁也想不到，冷湖这座曾因石油资源枯竭而被遗忘的小镇，竟会与星空结缘。而这背后的故事，要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邓李才说起。

　　对于天文学家来说，一台先进的天文望远镜就是他们探索宇宙的“眼睛”。然而在1989年，邓李才远赴意大利求学时却深刻感受到，中国天文学发展与世界先进水平相距甚远。在欧洲，望远镜不仅口径更大，操作技术手段也更加发达。

　　尽管当时互联网技术尚不发达，但邓李才的一位意大利同学已能在欧洲远程控制位于智利的望远镜，进行天文观测。邓李才不由想起自己早前在国内的经历：有一次观测结束后突遇天气变化，望远镜圆顶需紧急关闭，但由于设备老旧，大家只能合力手摇天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合上”。

　　国外的学习经历让邓李才意识到，中国天文学要走向国际前沿，必须拥有先进的大型望远镜设备和观测技术。

　　建设大科学装置，选址是重要前提。2017年，邓李才为自己负责的“恒星观测网络计划”光学望远镜进行搬迁选址。这台望远镜原本放置在青海德令哈市，但随着城市发展，越来越亮的灯光让望远镜观测受到严重影响。

　　就在邓李才为安置望远镜发愁时，一位地方干部也在谋划所在地区的未来。2015年，田才让调任青海冷湖，负责建设工作。当时的冷湖，人口持续流出、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但在一番考察之后，田才让注意到了冷湖纯净的星空。

　　经过朋友介绍，田才让找到了邓李才的办公室。当时，路过车辆扬起的尘土会对望远镜观测造成影响。见面之前，邓李才刚给观测站附近的固沙植物浇完水。田才让看着身穿带泥点的工作服、满是尘土的徒步鞋的邓李才，心里直打鼓：“这真的是国家天文台的专家吗？不会是找错人了吧？”

　　尽管如此，田才让还是开门见山：“冷湖的星空条件很好，我们想请你去考察能否建天文台。”

　　有了之前德令哈的经历，邓李才不太客气：“我们把望远镜放在冷湖，你们能做到长期保护吗？”

　　田才让立即做了一番“功课”。“他一个星期后就拿着红头文件来了。”邓李才说，看到地方政府保护暗夜星空、支持天文观测发展的承诺，他被打动了。

　　天文观测对环境要求十分严苛，一流天文台址往往需要符合云量小、空气干燥、大气稀薄、视宁度好等条件。根据历史选址资料，邓李才初步判断，冷湖基础条件不错，唯一让人担心的是风沙。这里究竟是否适合建望远镜？得先找到不受风沙影响的地方。

　　邓李才用遥感数据筛了一遍，最终锁定赛什腾山。“它从戈壁中拔地而起，相对高差大，能避开底层沙尘，也是冷湖附近仅有的一座高山。”他说。

　　2017年10月，邓李才带着团队第一次抵达山脚下。

　　那是个晴朗的夜晚，他没靠专业设备，只用手机就拍到了银河拱门。在智利、美国夏威夷、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邓李才曾见过多个世界顶级台址的星空。而站在赛什腾山下的那一刻，他心跳加快了，“从感官上说，冷湖的星空不输给它们。”

　　赛什腾，蒙古语意为黑色不长草的山，山峰陡峭、碎石遍布，最高处海拔超4500米。此前从未有人为天文观测登顶此山。

　　邓李才和田才让拿着地形图、拄着登山杖，沿着山脊和沟壑向上爬。一边探路，一边用喷漆做标记。

　　“山上根本没有路，有一次我在攀爬中脚下突然踩空，幸亏马上用手抓住岩壁，控制住了身体。”邓李才说，团队中的年轻人杨帆体重较大，爬山时格外吃力，每次上山会带一瓶可乐，“登顶后喝可乐，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当时，邓李才了解到，国家考虑建设一台超大口径光学望远镜项目，但备选台址的条件都不理想。“如果我们不快点拿出冷湖的选址数据，可能就要错过这个机遇。”

　　缺氧、头痛、体力透支……回忆当初爬山的日子，邓李才从未想过放弃：“比起上世纪欧美人在智利安第斯山脉骑着毛驴选址，我们开着越野车，后来甚至用上了直升机，已经幸福多了。”

　　2018年，在当地政府部门支持下，邓李才团队用直升机吊装选址设备。其中最关键的是一台视宁度测量仪，要在山顶完成基建和配套设备建设。当天晚上，邓李才下山准备第二天的运输任务，杨帆主动选择留下：“设备调试好了，我先测一夜看看。”

　　看到屏幕中不断跳出的数据，杨帆激动得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杨帆跑出帐篷到处找信号，终于拨通了邓李才的手机：“数据大超预期，视宁度0.79角秒，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邓李才（左三）和团队在冷湖赛什腾山进行选址工作。（受访者供图）

　　邓李才握着手机，一时在原地呆住了——这里，就是一直寻寻觅觅的地方！

　　2021年，邓李才研究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冷湖赛什腾山光学天文台址勘选结果，正式确认冷湖赛什腾山为国际顶级光学天文台址。国内天文学界为之一振——一直以来，全球最好的光学天文台址都集中在西半球，如今中国也有了自己的一流台址。

　　鸭舌帽、徒步鞋，外加一件冲锋衣，在海拔4000多米的山上快走也不喘气——初次见到邓李才，你很难相信他已年过花甲。受家人影响，他高中接触冬泳，在意大利留学时常去登山徒步，现在爱打羽毛球。

　　2009年开始，因工作需要，邓李才频繁往返高原。一次体检中，他发现自己的血压明显升高。“医生说这可能和频繁进出高海拔地区有关，建议服药控制。”他回忆道。

　　半年过去，他依靠药物维持血压稳定，也在思考更根本的解决方式：能不能通过增强自身机能来适应这样的工作方式？他开始制定严格的锻炼计划：坚持跑步、健走，加强心肺功能，同时控制体重。一段时间后，他逐渐减少药量，最终成功停药。

　　如今邓李才仍坚持锻炼、控制饮食。“没有好的体能基础，冷湖选址可能还真做不下来。”他说。

　　冷湖选址的成功，锻炼出了一支经验丰富的选址团队。邓李才坦言，自己到了这个岁数，想在科学研究上取得更大突破越来越难，但还能为其他人铺路。

　　大型天文台的选址是一项耗时漫长的系统工程，若让处于科研黄金期的年轻学者全力投入，可能不利于个人职业发展。也正因如此，邓李才觉得，像自己这样的过来人多承担一些基础性、支撑性的工作，既是一种责任，也有利于人才队伍建设。

　　如今，在冷湖天文观测研究基地，来自国内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望远镜或已投入观测，或正加速建设，这里逐渐成为亚洲最大光学天文观测基地。邓李才最喜欢傍晚时分站在山上，看望远镜圆顶依次打开，望向深空。

　　天文学从来都不遥远。它只需要一片极致的暗夜星空，和一群想要抬头看天的人。

王凯翔：“星空选中了我，让我替它发出一点点光”

　　5个月前，阿尔卑斯山的冰川险峰间，一架直升机在强风中不停摇摆。机舱内，王凯翔有些紧张，脑海里闪过的念头却是：“我还有不少科研成果没发表呢。”

　　几天后，在阿尔卑斯山脉最高峰勃朗峰的登山滑雪中，他在登顶下撤时又经历了一次意外滑坠。“如果不是当时有结组，那我大概率将坠下千米深的山谷……”

　　当天傍晚，他背着滑雪板疲惫不堪地走在森林里，转身望去，滑行过的破碎冰川和远处夕阳余晖中的小镇美得不可言喻。极致的险和极致的美在此刻交织，这种矛盾统一的体验，让他痴迷不已。

　　但对王凯翔而言，比群山更高远的召唤来自星空。

　　夜幕垂落，星光闪烁。头顶是遥远的光点，也是他自少年时代起便深深着迷的宇宙。

　　2009年7月22日，一场罕见的日全食掠过长江流域，那时还在上初中的王凯翔，和上万人一起聚集在浙江绍兴的广场上，目睹了“太阳被月亮吞没”的震撼瞬间。

　　“光迅速暗下去，月球阴影快速地压过来，全场惊呼尖叫……”他举起手中的卡片相机，拍下了人生第一张天文影像。尽管粗糙，却真实记录了他与宇宙奇观的第一次正式“相遇”。

　　“那种超越现实的体验，会长久地在心中泛起波澜。”

　　从那以后，他主动阅读天文书籍、尝试观测天象，本科阶段起深入接触严谨的天体物理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多彩的星空摄影世界。他说，天文学是一门以观测为基础的学科，而拍摄星星，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科学的延伸”。

　　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这项爱好会在许多年后，变成支撑他走过科研低谷的力量。

　　这是澳大利亚十二使徒岩上空的星河。（受访者供图）

　　博士阶段，王凯翔进入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天文系，主攻星系演化研究。他形容自己做科研就如同“福尔摩斯探案”，或像是“宇宙考古”——

　　“我们看到的星光，可能是上百亿年前发出的，我的工作就是解码这些光里的信息，拼凑出星系演化的故事。”

　　可科研之路并非坦途。研究的关键期，新冠疫情袭来，导师的线下指导中断了3年，他成了学术路上的“孤勇者”。

　　面对延迟毕业的压力、外界的质疑，他找到了独特的解压方式——进山滑雪、拍摄星空。

　　“极限运动给了我内心的支点，让我知道即使科研遇到挫折，我还能做个快乐的滑雪教练。而星空摄影训练了我的观察力，让我在复杂数据中更快捕捉关键信息。”这些看似与科研无关的爱好，最终都成了支撑他前行的力量。

　　这是王凯翔参加2023年UTMB环勃朗峰越野赛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2023年，在西雅图举办的美国天文学会（AAS）新闻发布会前，王凯翔把自己关在酒店房间里哭了一场。“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终于能把研究多年的成果拿出来，那种紧张又珍视的心情，就像要把藏了很久的宝贝展示给全世界看。”

　　2023年，他以独立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身份在《自然》期刊发表论文，首次系统揭示超致密矮星系由普通矮星系演化而成的完整机制。一位业内专家专门发来邮件：“不知道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文章里的那幅图，真的很cool（酷）。”

　　王凯翔总说，天文学研究常要“靠天吃饭”，这份不确定性恰好与星空摄影奇妙契合。

　　最让他印象深刻的一次观测，是在夏威夷莫纳克亚天文台。“那里的凯克望远镜是全球最顶尖的设备之一，我们好不容易申请到3个夜晚进行观测。”

　　可当他跨越太平洋抵达夏威夷，连续多日的暴风雪天气却让观测计划全部泡汤。原定要和哥伦比亚中学生连线直播观测实况，最后只能换成讲报告分享。

　　“但我大概是第一个在那座天文台上滑雪的中国研究者。”王凯翔笑着说，“没观测成功，却收获了别样的体验。”

　　类似的“意外”，也发生在星空摄影的途中。他曾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等待英仙座流星雨，却遇上从撒哈拉沙漠袭来的沙尘，整片天空灰黄模糊，几乎无法拍摄。那晚，他把相机架在一旁自动拍摄，铺了垫子躺在半山腰，安静地看着朦胧的天幕。

　　“那次没拍到出彩的作品，但那个夜晚依然属于我。在星空下，我的想象力是不受束缚的。那是一种极致的自由。”

　　正是这些“不成功”“没拍到”，让他渐渐懂得“等待”的意义——科研没有绝对的成功或失败，摄影也不必有“必须出片”的压力，顺应自然节奏，反而能收获惊喜。

　　2024年5月，剧烈的太阳风暴来袭，通过空间天气预报并结合自己的经验判断，王凯翔提前锁定北京以北的金山岭—蟠龙山长城一带，认为可能出现极光。地磁暴开始的当晚，他与同伴驱车前往，经历一晚的风雨和沙尘，为了寻找晴空区，在寒风中等待了几个小时。

　　当弥散的红色光柱出现在长城背后的天际时，他忍不住落下眼泪。“那是第一次有人在北京境内的长城上拍到极光。我们记录下了画面，仿佛参与了一场创造历史的事件。”

　　在王凯翔眼中，星空摄影是一种与宇宙对话的方式。而这种“对话感”，与科研中发现新天体的体验如出一辙。

　　一次分析观测数据时，他偶然瞥见一个从未被记载过的天体，忍不住在心里默念：“嘿，亿万光年外的小家伙，这是第一次有地球人注意到你吧？”那种雀跃，就像解开了一道藏了很久的谜题，是任何荣誉都替代不了的体验。

　　“每当这时总会觉得，不是我主动选择记录星空，而是星空选中了我，让我替它发出一点点光。”

　　凝视宇宙，给他带来了什么？

　　“它让我变得更简单。”王凯翔说，“在宇宙的时间尺度下，人类的烦恼渺小得不值一提。万物终将消失，反而让人更珍惜当下所能感受到的一切——一朵花，一块岩石，一条冰川，一片海洋，大到整个地球、太阳，都不是永远存在的。”

　　“如果大家都能多看看星空，或许会发现，世界其实没那么复杂，而探索与热爱，永远值得我们全力以赴。”他说。

刘博洋：用热爱链接大众与星空

　　刘博洋的天文梦始于童年，长大后这颗热爱的种子不断生根发芽：他是大学天文系里组织社团、带同龄人观星的组织者；是网络上花数小时查资料，第一时间解读重大天文发现的科普者；更是如今建起监测网，观察太空的“守护者”。

　　从“一个人看星星”到“带一群人看星星”，再到守望太空，刘博洋把小众的天文领域，变成了大众能触摸、能听懂的浪漫。

　　1990年，刘博洋出生在内蒙古。小时候，父母带他去北京参观多家博物馆，唯独天文馆让他流连忘返。父母托人购买的一台入门望远镜，为刘博洋打开了通往星空的第一扇窗。

　　通过这台望远镜，刘博洋第一次清晰看到月球表面的环形山，那些坑洼不平的阴影在他心中种下了对宇宙的好奇种子。

　　2005年，刚上高中的刘博洋加入学校天文社，却没想到这个决定会改写他的人生轨迹。

　　“那时候我对天文的了解，仅限于用家里望远镜看到的太阳和月亮。”刘博洋说，一次社团活动中，学长学姐组织大家去郊外观测，当20厘米口径望远镜对准银河时，他第一次看到“银河中如丝绒般的群星”，那种震撼让他记忆犹新。

　　在社团成员介绍的天文论坛网站中，刘博洋常通宵浏览帖子恶补知识。仿佛新世界的大门向他敞开，他才知道原来全国有这么多天文爱好者，有人在拍深空，有人在手磨主镜，还有人会分享自己发现的小行星。这让他第一次觉得，天文不是一个人的事。

　　高中毕业时，作为呼和浩特市天文爱好者协会的成员，刘博洋受邀去香港交流。在香港，天文爱好者当时正从胶片天文摄影转向数码摄影，他第一次上手口径达半米的天文望远镜。“大开眼界之后，我逐渐认为，天文知识的传承离不开平台和引路人。”刘博洋说。

　　这种想法，在刘博洋进入北京大学天文系后转变为具体行动。作为北大青年天文学会成员，他发现很多偏远地区的高校没有天文社团，就算有，也缺设备、缺指导，学生只能自己摸索。

　　于是刘博洋牵头成立“北京高校天文社团联盟”，又发起全国天文社团发展论坛。他觉得，天文是一个小众领域，他希望让同样喜欢天文的同龄人找到组织，就像当年学长带他看银河，他也想成为那个“递望远镜”的人。

　　2012年，刘博洋成为了一名知乎答主，为网友科普天文知识。为了解答网友“脑洞大开”的问题，他经常花数小时查前沿英文资料，有时一篇文章要打磨一个月。天文领域有新发现时，他会第一时间呈现通俗易懂的解读。

　　本科毕业后，怀揣对天文的热爱，刘博洋选择去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深造，之后又转学前往澳大利亚西澳大学继续攻读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

　　读博期间，刘博洋一度陷入迷茫，看着身边优秀的同龄人，他不确定自己是否适合走科研这条路。当时，他在知乎平台上有了10万粉丝，通过数篇“火出圈”的天文科普文章，在天文圈已经小有名气。

　　2018年，刘博洋在参观默奇森射电天文台（MRO）的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受访者供图）

　　临近毕业，导师对刘博洋说，你可以不做科研，但如果不做科普，一定是科普界的一大损失。这句话点醒了他——为什么不结合自己的优势，为更多人解读宇宙的奥秘？

　　刘博洋渐渐发现，相比做科研，自己更擅长把复杂知识讲明白，而在国内，专业的天文科普作者恰恰是稀缺的。而随着自媒体平台快速发展，当时一些鼓吹外星人、“UFO崇拜”等邪说的伪科学大行其道。

　　2019年，刘博洋发现一个传播力甚强的邪说团体，打着“外星文明”的旗号，诱导人相信“自己是外星人”，甚至有家长联系他说自己的孩子在接触这个邪说后精神异常，被迫休学2年治疗。

　　“我一开始也想过，这种‘怪力乱神’值得花时间回应吗？”

　　可看到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受到心理创伤，刘博洋觉得这种邪说需要专业科普来进行对抗。

　　那段时间，他翻遍了这类团体从起源到发展壮大的资料，梳理出他们编造故事的套路，又结合专业知识，逐一反驳“飞碟学”“宇宙人类”等概念，文章发表后很快得到广泛传播。

　　不久后，一些伪科学账号因“担心被追究”，悄悄改了名，停止了运营。刘博洋说：“那时候我才明白，科普不只是讲知识，还能‘救人’，这种价值，比发一篇科研论文更让我有成就感。”

　　做科普久了，刘博洋慢慢有了困惑：光靠自己查资料、写文章、拍视频，总觉得离“真正的天文一线”有点远。他直言，完全靠求学期间积累的知识做科普，时间长了难免“江郎才尽”。

　　也是这份顾虑，让他最近把职业重心转向了创业。不是放弃科普，而是想离科研和科技产业更近一些。“借时代东风，通过科研界和产业界的力量提升自己，以后再科普，才能有更多的一手信息。”刘博洋说。而他找到的新方向，恰好是“从仰望星空到守护太空”。

　　现在我们抬头看星空，除了星星，还会看到不少“会动的光点”，这些大多是人造卫星，而且数量正快速增长。

　　“以前的星空是‘静态’的，星星在哪几乎不变。现在不一样了，天上多了好多人造卫星，以后会更多。”刘博洋说，就像马路上的车多了会堵车，天上的卫星多了也一样，所以人类要想持续利用太空，就得知道每颗卫星在哪儿，有没有和其他卫星碰撞的风险。而要做到这些，首先得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这正是他创业项目的核心目标。

　　2022年，刘博洋成功记录了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全部12种构型，为中国航天史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2023年，有了知乎“灯塔计划”的100万元支持，刘博洋团队把这套跟踪空间站的技术发展成布局全国的监测网，给太空装了一套“监控系统”。

　　刘博洋给这套系统起了个接地气的内部代号——“天罗地网”。通俗地说，就是在不同地方建观测点，盯着天上的卫星和各种“太空目标”，记录它们的位置、轨迹，并连成一张监测网。

　　这张网刚建成没多久，就实实在在帮了个大忙。2024年，某卫星发射异常出现紧急状态后，刘博洋团队接到要求投入支援，在发射后仅5小时便获取了卫星与火箭上面级已完成分离的影像，协助任务方以更高时效判定卫星状态，为后续救援的开展打下良好基础。

　　而这一切，还是离不开刘博洋做科普的初心——现在团队拍的卫星分离画面、算的轨道数据，都是最鲜活的科普素材；以后大家再听到“太空‘堵’卫星怎么办”“怎么防小行星撞地球”，不再只能面对抽象的文字，而是能看到他们呈现的解决方案。

　　在刘博洋眼中，自己或许不是一个出色的天文学家，却是最愿意和大众一同领略星空的人，而自主开展技术研发，用影像直观呈现自己实现某个科学目标的过程，是在“大航天时代”做科普不可或缺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