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毕业后，杨振宁前往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如果说父母、西南联大师生是杨振宁的互动性重要他人，那么费米无疑就是杨振宁的偶像性重要他人。杨振宁认为费米“是一个标准的儒家君子”，“我在做学生时，受到费米的影响非常之大”。他原本想追随费米读博，但是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他最终跟随费米推荐的爱德华·特勒（Edward. Teller）做理论方面的研究。应当说，特勒和费米二人在杨振宁成为职业物理学家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费米

费米不仅是一位在理论和实验领域都作出了一流贡献的物理学家，而且是一位非常善于培养学生的老师。杨振宁虽然没有正式成为费米的学生，但是他们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在研究生期间，杨振宁就经常参加费米专门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和讨论班：“费米习惯于（每周一次或两次）不期而来地为研究生小组进行非正式的讲课。小组集拢在他的办公室，由某个人（或者费米自己，或者一个研究生）提出特定的题目来讨论。费米通过他细心编入笔记本中的索引来找出他关于这题目的笔记，接着把它介绍给我们。……除了正式课和非正式课之外，费米还把他的几乎全部午餐时间都交给了研究生（至少在1950年以前情况是这样）……我记得他强调的是，一个人在年轻时，应该把他的主要时间致力于简单的实际问题，而不应该陷入某一基础问题之中。”[1]

所以，杨振宁后来对于物理的价值观深受费米的影响，特别是费米善于抓住物理现象的本质的研究风格：“众所周知，费米的讲课非常明白易懂。他的特点是，每个专题都从头讲起，举简单的例子并且尽可能避免‘形式主义’。……他推理简明，给人的印象是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们懂得了，物理应该从平地垒起，一块砖一块砖地砌；我们懂得了，抽象化应该在仔细的基础工作之后，而不是在它之前。……我在做学生时，受到费米的影响非常之大。……我后来对于物理的价值观念是深深受到了费米的影响的。”[2]而费米式的教学方法后来也被杨振宁多次提倡，并在清华大学开设课程时积极鼓励学生渗透式教学。

爱德华·特勒

与费米不同的是，特勒具有极强的物理直觉，更注重科学精神而不是具体细节。杨振宁曾这样写道：“特勒与费米不同的地方是，费米讲出来的见解通常对的很多，而特勒所讲出来的见解多半是不对的，这一点给了我一个非常深的印象。因为按照中国的传统，你要是对某个问题没有完全懂，就不要乱讲话。……特勒的见解非常之多，而且总是要讲出来的。不过如果你指出他是错的，他就立刻接受，立刻向正确的方向走。”[3]

而且，特勒在研究和讲授物理时，都是从物理现象和物理事实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这一点让杨振宁切身地体会到中美在物理学习方法上的差异：“美国学物理的方法与中国学物理的方法不一样。中国学物理的方法是演绎法，先有许多定理，然后进行推演；美国对物理的了解是从现象出发，倒过来的，物理定律是从现象归纳出来的，是归纳法。演绎法是学考试的人用的办法；归纳法是做学问的办法。”[4]

受到费米和特勒的影响，杨振宁多次在演讲中强调物理现象的重要性：“物理学最重要的部分是与现象有关的。绝大部分物理学是从现象中来的。现象是物理学的根源。一个人不与现象接触不一定不能做重要的工作，但是他容易误入形式主义的歧途，他对物理学的了解不会切中要害的。我所认识的重要的物理学家都很重视实际的物理现象。”[5]

正如杨振宁所说：“特勒和费米在芝加哥对我的影响都是很大的。”[6]不论是费米化繁为简、抓住本质的研究风格，还是特勒大胆陈述、“乱中取胜”的教学方法，都让杨振宁从中学到了物理学家思考的过程与方法，实现了由学生向职业物理学家的蜕变。他曾经多次说到，自己在芝加哥大学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是一般书本上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到了“方法与方向”。[7]

从芝加哥大学毕业之后，杨振宁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工作了17年。这17年是他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不仅与米尔斯合作提出了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而且与李政道合作提出在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并获得了195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总共发表了110多篇研究论文。杨振宁能够在这一时期获得众多研究成果，是和当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所长奥本海默的厉行改革分不开的。

奥本海默

1947年，奥本海默开始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所长并创立了该所的理论物理学中心。奥本海默上任后一改研究所之前“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特别强调人员的流动和合作研究，力排众议为研究所网罗了一大批年轻科学家，将研究所打造成“智力旅馆”。而杨振宁之所以加入普林斯顿，也正因为此，“1949年春天，奥本海默（Oppenheimer）来演讲，当时在美国，奥本海默是众所周知的物理学家，因为他成功地主持了战时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那时正是量子电动力学中重整化问题的研究处在高峰的时期。在芝加哥大学，费米和温策尔、泰勒（Teller）等几位教授对这一问题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还没有细致地做这方面的工作。奥本海默那时主持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那里有很多年轻人（包括戴逊等）在做这一工作。听完奥本海默的演讲之后，我觉得我应该到那里去。”[8]

那么，此时普林斯顿有哪些年轻人呢？在奥本海默当时引进的新生代物理学家中，除了杨振宁和李政道在几年之后“如神明保佑般的”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外，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n)于1969年获奖，利昂·N·库珀(Leon N.Cooper)于1972年获奖。杨振宁曾感激地说：“多年来它为世界各地的大批物理学家提供了一个适宜的会聚场所和活跃的学术气氛。近年来它的这种形式备受喜爱，广泛流传。奥本海默的远见卓识促进了这一团体的形成，而他与这一团体活动的不断相互影响又使他对物理学的兴趣长久不衰。”[9]杨振宁后来回顾他在普林斯顿17年的学术生涯，他说：“从27岁到44岁，我在高等研究院度过了17个春秋（1949年至1966年）。在那里我做出许多科学成果，也过得很快活。我喜欢那里朴实无华的乔治式建筑和平静严谨的气氛。我喜欢那个延伸到林中小吊桥的长长的通幽曲径。它是世外桃源。它是一个冥思苦想的国度，在这里的人都默默地想着自己的事情。研究院里的终身教授都是第一流的，来访问的学者一般说来也都很出色。它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象牙之塔”。所以，奥本海默与杨振宁虽然没有师生之谊，但是他的改革措施为杨振宁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优越的大环境，是杨振宁学术生涯黄金期的“重要他人”。

由此可见，费米和特勒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不仅让杨振宁受益匪浅，而且让杨振宁实现了从学生到独立研究者的转变。奥本海默与杨振宁虽然没有师生之谊，但是他作为当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所长所实行的改革措施，为杨振宁学术生涯黄金时期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最切实的保障。

参考文献：

[1][美]费米（Enrico Fermi）著；杨建邺译. 费米讲演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236-247

[2]张奠宙选编.杨振宁文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45-47，215

[3]杨建邺选编. 杨振宁文录 一位科学大师看人与这个世界[M]. 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2:220-221

[4]宁平治，唐贤民，张庆华主编. 杨振宁演讲集[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9：129

[5]杨振宁著. 曙光集 十年增订版[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114

[6]张奠宙选编.杨振宁文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421

[7]杨建邺著. 杨振宁传[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131

[8][美]杨振宁著；宁平治等主编,杨振宁科教文选 论现代科技发展与人才培养[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222.

[9]宁平治，唐贤民，张庆华主编. 杨振宁演讲集[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9：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