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变革正在步入百花齐放的争奇斗艳时期。

15日甲骨文云基础设施公司宣布，将从2026年第三季度开始，在其数据中心部署5万枚AMD即将上市的MI450AI芯片，这是今年以来AI资本支出竞争的最新一例。13日OpenAI与博通公司签署多年期协议，将合作开发定制芯片和网络设备，计划部署10千兆瓦AI数据中心容量，规模相当于约五座胡佛大坝发电量。

本月稍早前，AMD与OpenAI宣布了一项高达900亿美元的GPU供应协议，采取的方式是富有创新的“股权换采购”模式，即OpenAI向AMD采购和部署6吉瓦的AMD Instinct系列GPU，作为交换，AMD向OpenAI发行了以每股0.01美元行权价购买至多1.6亿股AMD股票的认股权证。

当前AI领域的资本支出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局面。概述之，大致有如下几大特征：一是相关AI公司在资本支出上都相当慷慨，规模以万亿美元级别计；二是在AI领域的竞争相当激烈，最近阿里巴巴、腾讯等都相继提高了其在AI领域的资本支出规模；三是史无前例的AI资本支出背后，是金融系统对新科技革命的鼎力支持，“股权换采购”“算力换股权”等个性化金融创新，成为AI资本支出的加油站；四是AI设备供应商展开多元竞争，博通、AMD、英特尔等频繁向英伟达发起挑战。

这注定了AI掀起的资本支出将带有典型的创造性破坏特征。这种创造性破坏在金融的加持下，其破坏力度、深度和广度，将更富冲击力。而这也引发了一些市场人士对AI估值泡沫的担忧，毕竟作为新科技革命，当前人们用的是确定性的投入来博弈一种开放式答案，即尽管人们不怀疑AI能带来福祉，但立足当下的有限知识，很少有人能确定最终摘取AI红利的是哪些企业和哪种技术路径。

不过，当前AI领域的投资风险是可以描述其相关概率分布的，具体个体的投资抉择风险，与整体的可预期福祉增加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因此，这种带有明显创造性破坏现象的估值泡沫，触动系统性风险的概率相对较低，因为AI投资风险是可量化和规制的。

当前AI属于高资本密集型行业，要将AI变革目标与智力匹配，释放企业家的创造能力，没有金融支持几乎是寸步难行。如“股权换采购”“算力换股权”，交易各方对其风险的敏感点和关键点是清晰的，其金融创新引入的杠杆风险是可管控的，金融系统倾向于托举AI领域的资本支出，将加速AI创造性破坏的进程，进而有效降低在时间序列上的不确定风险，加速AI变革的速率。

同时，作为新工业革命的AI投资，其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将是全方位的生态重塑，这最突出表现在AI变革正在推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高度拟合。长期以来人们将经济分拆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金融系统作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和空转，常被看作一个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的起源。

而这些在AI投资领域，似乎有了些许改变。如支持AI资本支出的“股权换采购”“算力换股权”等，仔细分析不难发现，AI资本支出杠杆可直接在特定公司股权与算力设施间进行交易匹配，甚至不需货币等交易媒介，而且交易成本相对较低，交易流程相对简易。显然，交易流程越简约，交易复杂度越低，风险敞口就越小。

为此，在当下AI方兴未艾之际，相对可信的交易策略是如何开发更多金融创新产品，低成本地加强金融杠杆的托举力度，调动更多经济社会资源参与AI事业。这方面国内金融系统对AI资本支出的投入和支持力度也应适度增强，为企业等的AI资本支出提供低成本的交易制度环境。

当然，真正有效的金融支持，不单是信贷和资本市场等融资支持，而是如何更有效地让企业的资产动起来，让更多沉淀资本变成可变资本，提高资本周转率和变现率，强化市场对风险的管控和缓释空间、能力。

这方面引入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尔·莫基尔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和安吉翁-豪伊特模型等，可能更有利于应对AI变革时代的挑战。

这是因为AI等科技变革之所以具有创造性破坏特征，主要缘于AI等技术变革冲击的是现有技术结构塑形的制度文化结构，莫基尔2023年在《Economica》发表的《社会组织与政治制度》中指出，经济社会组织结构是制度分化的放大器，具体到AI变革方面，如“采购换股权”等的金融创新等，都旨在让经济社会资源更高效快捷地流动起来，让传统的存量财富和资本能够更方便地转化为对AI的资本支出工具。

事实上，唯有搭建起一个方便快捷的交易制度结构，让现有经济社会资源能低成本地快速转化为支撑AI的资本支出，一国才能真正在AI竞争中轻装上阵，真正快速地在新旧经济中自由切换，降低吐旧纳新的经济社会风险和成本。

天才自创新，人工亦可为。当前AI变革已然是新时代的科技革命，AI资本支出是顺应这一变革趋势的必备行囊，在全球AI资本支出方兴未艾的当下，适度拓宽金融创新空间，释放更多经济社会资源参与AI投资，托举的不仅是AI发展，更是经济社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