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资本是如何让工程师这一具有高议价能力和生产自主性的劳动群体，自愿投入高强度的生产模式，同时又能保持高水平的创造力的？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吴桐雨在《牛马游戏：硅谷大厂如何驯服工程师》一书中展示了硅谷科技公司如何通过设计几十种游戏来调动程序员的积极性，询唤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就培养起来的“游戏玩家主体性”。这些工程师们通宵“开黑”修复漏洞，沉迷开发竞争，抛弃工作与生活平衡，最终陷入高度内卷并岌岌可危的身心状况。游戏化的设计巧妙地遮掩了大厂控制劳动者并榨取超额劳动力的意图，而在资本对技术与创造力需求激增的当下，这种新的劳动治理模式可能成为我们未来工作常态。本文摘自《牛马游戏：硅谷大厂如何驯服工程师》（吴桐雨著，刘睿睿 / 潘竹涛译，光启书局2025年8月版），澎湃新闻经光启书局授权刊发。有删节。

创新无疑是科技产业的核心信条。自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20年间，两大经济力量的崛起显著加剧了技术创新的强度和频率。其一，随着竞争者和模仿者进入科技领域的门槛不断降低，科技公司在全国乃至全球竞争中维持优势地位变得愈发困难，这种竞争压力促使科技资本狂热追逐最具颠覆性和变革性的创新理念。其二，美国经济的金融化程度持续攀升，迫使科技公司不断迭代和更新其技术产品以满足投资者的期望，进而获得一轮又一轮的风险投资。

科技产业对创新的极致追求催生了一个悖论。一方面，信息资本对技术创新的豪赌赋予了工程师内在的权力。由于劳动力市场对创意劳工需求强劲，工程师能够通过跳槽来争取更优渥的工作条件和更优厚的薪资待遇。另一方面，科技公司普遍采用的永久测试生产模式，却使工程师陷入高强度且不稳定的工作状态，不得不面对漫长的工作时间、沉重的维护负担，以及频繁的产品调整和团队重组。在竞争者和投资者的双重压力下，科技公司不断压缩技术创新、产品设计、开发与测试的迭代周期，使这种运作模式成为常态。

尽管这种高强度的生产模式有诸多弊端，工程师们仍在努力应对挑战。一些工程师，如第四章提到的查尔斯，会自发组织刷单马拉松，日夜奋战以力求在最短时间内修复尽可能多的漏洞。又如第三章提到的本，则将大量闲暇时间用于培养团队关系，以缓解频繁重组对团队协作造成的负面影响。然而，这种无节制压缩生产时间的模式往往很容易导致职业倦怠，本以及其他工程师的经历便是明证。这不禁引人深思：为何看似拥有强大议价能力的工程师群体，甘愿屈从于如此高强度的生产模式？

从规范控制到游戏控制

要深入理解该现象，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劳动控制这一核心议题及其研究脉络。自马克思的著作问世以来，诸多研究致力于剖析资本如何有效控制工人。其中，哈里·布雷弗曼于1974年出版的《劳动与垄断资本》堪称里程碑之作，其对劳动过程理论的振兴与发展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布雷弗曼强调，通过将概念与执行相分离，资本能够垄断核心知识并标准化生产流程，从而在最大限度攫取剩余价值的同时，降低对工人技能的要求，使其沦为可被轻易替代的局部工人。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创意和知识劳工时，传统劳动过程理论的解释力便显得捉襟见肘。这类劳工的知识和能力具有复杂性和难以标准化的特质，使得资本难以通过传统手段轻易实现控制。第三章中阿雷的故事便是一个典型例证，他设计的算法通过寻找捷径、优化计算，成功颠覆了既有的标准化计算过程。这种“更巧妙”的算法之所以具有创新性，恰恰在于其打破了标准化流程的桎梏，进而对传统的劳动控制手段构成了挑战。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对知识劳工的有效控制需要建立在协调工人与资本利益的基础之上。在这方面，昆达对工程师的深入研究颇具启发。他有力地论证了企业文化是如何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控制机制，将工程师的个人利益与组织利益加以调和。这种规范控制确保了工程师对企业理念和目标的内化，其有效性也在后续大量研究中得到广泛证实，为理解知识劳工的控制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然而，近年来，创意劳工的流动性显著增强，其对特定企业文化的认同也日渐式微，这使得规范控制的理论范式面临重重挑战。事实上，相较于组织因素，职业特质与代际特征对创意劳工的影响更为深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工程师对游戏文化元素的认同，包括作为创新根基的自由精神、英雄主义和冒险精神，以及游戏化的乐趣体验，早在他们踏入科技产业之前就已根深蒂固。这种个人和组织利益的错位使得规范控制的成效大打折扣。正如丹尼在第四章中所言，徽章游戏不过是一种“公司耍的小花招”。在他看来，巨兽公司试图挪用电子游戏的徽章体系，但并没有真正尊重游戏文化，这种拙劣的模仿非但无法激发认同，反而显得虚伪，令人徒增失望。总的来说，稳固持久的组织文化已难以充当研究中有效的中介变量，规范控制的解释力在这一新变化的冲击下逐渐式微，甚至失去效力。

尽管如此，基于协调利益来控制知识劳工的基本逻辑依然成立。管理者通过吸引工人参与工作场所的各种游戏，使他们确信自己的游戏策略有助于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乃至获取“超额”利益。然而，这种对超额利益的追逐，恰恰与管理者的利益不谋而合——他们得以借此攫取更多劳动力。

从劳工游戏到游戏场域

巨兽公司的案例生动诠释了劳工游戏理论历久弥新的理论价值和丰富内涵。前几章的内容表明，在巨兽公司，游戏化已发展成一种引人入胜且错综复杂的现象，其中，劳工游戏更是成为管理者控制工程师的有力手段。诚然，布洛维的劳工游戏理论为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宝贵的视角，但若仅囿于这一理论框架，难以完全揭示巨兽公司游戏化实践的深层逻辑。随着工作形态愈趋复杂多元，单一的劳工游戏已难以持续吸引工人。为此，本书提出“游戏场域”的概念，以捕捉劳动过程从单一游戏规则主导，向多重游戏逻辑交织互动的复杂状态的转变。

公司通过四类劳工游戏搭建起游戏场域，分别是：模拟游戏、众包游戏、竞速游戏和整蛊游戏，进而有效地将劳动控制游戏化。这些游戏规则各异、功能有别，它们嵌入在特定的工作流程中，推崇不同的技术技能和玩家特质，并最终形塑出多样的主体性。例如，第三章的模拟游戏将游戏情节和英雄角色引入冲刺推进开发流程，为工程师营造了一个既足够兴奋又倍感熟悉的环境，促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加强自我剥削。相比之下，第四章的众包游戏和竞速游戏均采用游戏化机制来提升工程师在维护工作中的表现，但二者目标大相径庭：前者旨在调用工程师的知识和技能，将其转化为志愿维护的资源，后者则着重激发工程师的竞争意识，以提高例行维护的工作效率。第五章的整蛊游戏则渗透于日常互动，通过策划整蛊，工程师既在潜移默化中了解并内化公司文化，又在相互监督中习得并巩固行为规范。表面上看，这类游戏似乎为巨兽公司增添了混乱乐趣，实则暗含着维系组织秩序的隐性规则。

游戏场域比单一游戏更贴近现实生活，它反映了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游戏元素。此外，通过渗透到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游戏场域为工程师提供了更具沉浸感和真实感的游戏体验。然而，工程师也可能因此迷失其中，周旋于各类游戏场域之间，为了增强胜算使尽计谋，却丢失了参与这些游戏的初心。更重要的是，这种沉浸感可能掩盖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他们在游戏中投入的时间和劳动，最终都沦为资本的收益。

如何在游戏场域中攫取创造力？

与既往劳工游戏研究一脉相承，本书深入剖析了资本如何通过劳工游戏实现和掩饰劳动剥削，以及尤为关注对创意劳动的剥削。创造力的激发并不仅依赖劳动时间的延长，更取决于单位时间内劳动强度的提升。第三章提到，阿雷发明了一种创新算法，使得剩余价值率飙升至1897%。这一“办公室传奇”表明，灵感迸发的关键不在于花费的时间长短，而在于完全沉浸在问题的解决之中。事实上，阿雷仅用了半天时间就将他的创新想法转化为代码。类似案例在工程师群体中屡见不鲜：阿米尔在应对第四季度错误激增时的全神贯注，查尔斯与系统倒计时赛跑时的奋力拼搏，本沉浸于处理一张棘手的工单而忘记时间流逝。学者们指出，这种“心流”的沉浸状态能够显著提升专注力、创造力和生产力，科技领域的文化对这种爆发式生产力推崇备至，然而，心流状态如何释放创造力形式的巨大劳动力，以及如何被科技资本所攫取，却鲜少得到深入探讨。正如本书的实证章节所讨论的，从苹果、脸书、谷歌到雅虎、亚马逊，科技巨头们都在不遗余力地尝试各种激发心流状态的策略。

劳工游戏及其对工作和游戏界线的模糊化，已经成为科技公司激发心流状态并攫取创造力的关键机制。凭借多年累积的游戏经验和培养出来的玩家主体性，工程师很可能会沉浸在这些游戏化的劳动过程中。回想一下阿米尔为应对第四季度错误激增而奋战的情景，他深度沉浸的前提条件是他完全受模拟游戏吸引。同样，查尔斯在与系统倒计时赛跑时的投入，也建立在他对竞速游戏的专注之上。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了劳工游戏是如何成为科技公司挪用工程师创新成果的有力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劳工游戏对创造力的攫取，不仅通过营造沉浸式体验来实现，还在于巧妙消除阻碍创新的桎梏。永久测试的不稳定性与工程师对稳定和信任关系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往往会滋生不确定感，最终影响他们的创造与创新精神。然而，在冲刺推进开发过程中的模拟游戏为工程师提供了一个渠道，使工程师可以暂时躲避到游戏世界，并在虚拟空间中建立团队的信任关系，继而将这种关系又重新整合回劳动过程中，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工程师的焦虑和不安。

此外，管理者追逐利润最大化与工程师追求技术完美性的利益冲突，也可能会阻碍工程师探索修补系统漏洞的创新方案。然而，通过在工单游戏中引入排行榜、倒计时条等游戏化元素，管理者转移了工程师对利益冲突的注意力。由此，工单处理游戏成为施展创造力的舞台，工程师们在其中使出浑身解数，倾注大量精力，以提升团队排名和自己的游戏地位。

有毒的工作环境与微弱的工人抵抗

通过游戏化设计，科技产业的编程工作创造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环境，不断加速劳动节奏。这种劳动强度提升有时是游戏化设计的直接结果，如倒计时条，有时则源于游戏激发的竞争心理。在巨兽公司，游戏化机制恶化了科技产业本就严重的超时工作现象（有研究数据显示，工程师每周工作时长普遍在70小时到100小时不等）。工程师们参加刷单马拉松就说明了这一点，他们连续工作48小时甚至72小时来排除故障、处理工单。

此外，当工作和游戏的界线模糊化后，工程师们就失去了从工作中抽离的能力。游戏本是对工程师们逃离生产空间、进入再生产空间的避风港。然而，当工作侵入电子游戏世界，游戏策略又运用于工作时，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防线便彻底崩塌。换言之，游戏化的工作世界吞噬了工程师的再生产空间。

不可否认，巨兽公司发展的劳工游戏的确令编程工作更具趣味性和刺激性，有效提升了工程师的创新热情。工程师会为同事们的颠覆性创新喝彩，热衷于相互积极学习，并在竞争中激发出更大的创造力。然而，这种自我驱动的创新机制也可能会损害劳动者的福祉。创造力需要深度思考，但该产业的永久测试模式和持续创新周期，叠加工程师们自我加压的创新追求，极度压缩了他们反思和恢复的时间。这种对持续创新的无止境追求，有可能会危及工程师的身心健康。

高强度的劳动节奏以及工作和游戏之间界线的模糊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工程师可能会迅速陷入职业倦怠而离职，就像本那样，作为巨兽公司骑士团队瞩目的后起之秀，他突然辞职，留下一句“再也撑不下去了”便离开了。本并非孤例，许多工程师因无法平衡工作与生活而辞职。本研究数据显示，66名受访者在巨兽公司的平均工作年限仅1.88年，甚至低于硅谷科技产业3.8年的平均水平。科技产业供不应求的劳动力市场意味着一些工程师能够迅速在其他公司找到工作，这也导致他们更倾向于通过跳槽来解决工作危机，而不是寻求改善现状。

然而，不应将工程师们采取的这种“用脚投票”的应对策略视为不满，更谈不上抵抗。他们秉持优绩主义信念，用“要么接受要么离开”的态度看待这种退出策略，其普遍的想法是：若想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生存，就必须强迫自己变得更具创造力和高效率；倘若自身能力不足以应对这种高压环境的挑战，离开就成了必然。而其他更具反抗性的行为，如黑入甜甜圈邮件系统等破坏行为，则鲜少发生。更何况，这些基本都是个人行为，离集体抗争或表达诉求还相去甚远，根本无法改变科技产业中有毒的工作环境和失衡的工作与生活状态。

工程师们鲜少抗争或反抗的特质，或许与游戏场域构建的游戏话语有关。如前所述，游戏场域的一个鲜明特征在于将游戏视为一种治理术。然而，一旦工程师们内化了这样的话语，例如认同劳工游戏是人类自由和个人利益的表达，就意味着他们几乎或根本没有组织抵抗的空间，尤其是大规模的集体抵抗。

游戏场域构建的话语体系强化了工程师对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的认同，这两种理念都与软件开发工作的高风险性质相关。在这种世界观下，无论是在虚拟的游戏世界还是现实的工作场所中，工程师的地位都与个人能力挂钩。同样，游戏美化和宣扬开发工作的不稳定性，这进一步瓦解了促进就业平等和稳定的集体努力。

此外，工程师们还可能会陷入一种认知误区，认为是自己对游戏的热爱导致了过度工作，而没有意识到这种过度工作问题实际上源于资本的剥削。游戏通常嵌入工作过程，而获胜可以提高工程师在工作场所中的地位和声望。因此，只要能在游戏和工作相关的挑战中获胜，他们便甘愿成为助推自我剥削的共谋者。这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对集体诉求的怀疑，巩固了他们对集体行动的负面看法。

除了与游戏化相关的因素，还有其他重要因素也导致工程师对集体抵抗漠不关心，例如工程师的高流动性、职业特性，以及对特定科技公司微弱的归属感。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阻碍了集体利益的形成，导致高科技产业的工会率极低。

尽管如此，自2018年以来，科技产业出现了两个显著的行动主义趋势。第一个趋势与性别平等相关，谷歌员工的抗议活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2018年11月1日，谷歌员工集体罢工，抗议公司对女性员工的不公正待遇，并要求实现同工同酬、机会平等以及在处理性骚扰报告时提高透明度。第二个趋势与改善工作条件的斗争有关，特别是在一些大型游戏公司经历大规模裁员之后（如暴雪2018年裁掉了八百名员工），游戏从业者开始意识到，集体斗争可能是改善劳动条件的有力策略。值得注意的是，在游戏开发者大会期间，游戏从业者联盟（Game Workers Unite，简称GWU）于2018年3月正式成立。这两个行动主义趋势对科技产业意义重大，它们不仅激活了科技产业内集体行动的传统（曾被视为乌托邦式的想法），而且使许多工作场所的问题得以暴露在公众视野中，例如性别不平等、性骚扰、恶劣的工作条件和问题合同。

科技劳工运动的势头持续增强，影响力不断扩大。2022年，科技产业出现了明显的工会化浪潮，这部分得益于新冠疫情期间服务业劳动者发起的抗议活动——由于强制佩戴口罩、检查疫苗接种证明等防疫规定，服务业劳动者承受着巨大压力。同年科技产业也爆发了大规模裁员潮，这进一步激化了劳资矛盾。

为增强行动主义的影响力，科技从业者可以采种多种策略。首先，劳动者可以建立跨企业、跨组织的广泛联盟。鉴于资本真正的目标是分化并孤立科技产业工人，因而团结协作成为争取控制权的关键。正如性别平等运动可以突破地域限制寻求支持，“游戏从业者联盟”组织也能超越游戏产业边界，既为所有科技从业者争取更优厚的工作条件，也可以在其他软件编程社区中推广在线动员经验，增强其他群体的行动能力。已有学者指出，游戏开发者中构建的强大社交网络和虚拟社区，有助于消除集体行动的障碍，如信息共享困难或线下聚集限制，从而成为扩大集体发声的一种有效手段。其次，行动者们还可以借助2022年的运动势头，将工作场所的斗争扩展到更广阔的政治舞台。

最后，值得讨论的是美国科技产业在后疫情时代的新趋势。美国科技产业的四大巨头——谷歌、亚马逊、元（Meta）和微软接连实施多轮裁员，仅2022年就宣布裁撤逾五万人。这些公司已不再热衷扩招，转而竭力压榨现有员工的生产力。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在2022年年中公开表态，要求员工提高绩效表现和创造能力，增加专注时间和生产效率，强调每个员工都必须“物有所值”。

这种态势究竟是短期震荡，还是预示着一个可能改变现有科技产业格局的转折点？这一新动态会瓦解还是强化本书揭示的“游戏场域”的劳动政体？这些问题目前尚无定论。也许游戏霸权会悄然消退，更专制的政体将接替登场，抑或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游戏仍将得以存续。无论如何，我无法保证劳动者的游戏策略会与本书所描述的完全一致。他们会继续受玩家主体性的驱使而主动投入游戏，还是会因担忧失去工作而被迫参与？正如所有生产模式那样，游戏化劳动政体的存续与否难以预判。作为关心劳工问题的民族志学者，我们能做的就是记录当前的游戏模式，分析特定历史时刻背后的结构性力量。

尽管游戏场域的未来发展难以预测，但就当下情况来看，劳工处境与权益受损状况很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对此，行动者亟须团结工人，凝聚集体诉求，构建支持网络，为捍卫劳工权利不惧斗争。但愿工程师们能在应对产业困境时认识到：终结科技产业有毒的工作处境的利器，绝非个体主义式的解决方案，而在于集体的抗争力量。

吴桐雨